1999年5月淮北市博物館配合省考古所對隋唐大運河淮北市柳孜遺址進行了長達200多天的發掘，發現北宋貨運碼頭一座，出土了唐代沉船八艘，及唐宋時期幾十個著名窯址的瓷器。 這次發掘成果對研究唐代造船技術，北宋貨運碼頭的營造法式，以及唐宋時期的制瓷技術及運銷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同時又解決了通濟渠流經路線問題。鑒于發現柳孜遺址的重大意義，1999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次發掘在唐代文化層（T85）、（T₆、T₅②——⑨）第8、9層（地層劃分以柳孜遺址發掘報告）中出土了除壽州窯黃釉瓷，長沙窯青瓷，綠釉瓷，越窯青瓷之外還發現了大量的唐三彩。最近筆者對出土的唐三彩整理時發現其三彩多為綠黃白，少量的藍黃白，褐黃綠，也有綠黃彩的組合，還有較多的單色彩釉。釉層厚薄不一，部分胎釉結合不緊，有剝釉現象，胎體有火候高低之分、堅硬與松軟之別。胎色有五種：白胎、灰白胎、灰紅胎、灰黃胎、粉紅胎，前四種質地較硬，粉紅胎質地較軟，呈粉狀細膩，用指甲能劃動。這里對發掘出土的較完整三彩作一介紹，供大家研究。

在此次發掘中出土了一定數量的三彩器物，可修復的達38件之多，有爐、缽、罐、碗、碟、盆、盤、壺、盂、枕等。現典型器作一介紹。                             　　　　爐(T68:412)：卷沿，球腹，肩部飾二道弦紋，三獸足，施黃綠(藍)白三色釉，不及底，胎色灰白，釉面艷麗，胎釉結合不緊密，口部施黃釉，口徑13，高14厘米。

缽(T68:429)：斂口，扁圓腹，小平底，灰白胎，，施黃綠白三彩釉，施釉僅在肩部，器物的口徑10厘米，高10.4厘米。

罐：分兩種形狀，一種瓶式罐(T68:411)，一種缽式罐(T59:80)。瓶式罐，小直口流肩，鼓腹弧線下收至底，罐底肩部一對雙條耳系，施黃綠兩色釉，粉紅色胎，高9.2、口徑4厘米。缽式罐大口稍斂，球腹，小平底，肩部飾一對模制葫蘆形耳系，飾黃綠藍白三彩(白色為露胎所致)，彩釉施至三分之一處，色彩艷麗、絢爛，灰白胎，高10.3厘米，口徑12.4厘米，底徑5.7厘米。

碗(T68:336)：敞口，寬沿，斜弧腹，餅底，灰紅胎，內滿釉，以黃綠白三彩裝飾，釉面光彩絢爛，口徑21.6厘米，高6.8厘米，底徑6厘米。

碟(T68:409)：敞口，寬平沿外折，斜弧腹，圈足，以黃綠白三彩裝飾，灰紅胎，胎泥有細小顆粒，僅施于寬沿部位，胎釉結合較好，高4.2厘米，口徑10厘米，足徑5.8厘米。

盆(T85:177)：直口， 弧腹，大平底，外施黃色單釉不及底，內施滿釉，施黃綠白三色釉，內底刻劃具有異域風格的紋飾，中心刻八角形，胎色灰紅，口徑25厘米，高6.8厘米，底徑18厘米。

豆(59:81)：豆盤為敞口，寬平沿， 弧腹式折腹，短柄喇叭式圈足，彩釉以黃綠白或黃藍白施于沿至盤外壁，色彩艷麗，灰紅胎，高7.5厘米，口徑14厘米，底徑8厘米。

盂(T59:92)：小口內斂，球腹，小平底，灰紅色胎，施三分之二的黃綠白三色釉，釉面艷麗。

我們對于唐三彩的認識，一般只局限于馮先銘先生在<<中國陶瓷史>>書中的論述，認為三彩只產于河南的鞏縣窯，直到1985年陜西考古所在黃堡鎮發現唐三彩窯爐；在河北邢窯發現的唐三彩，及后來在其它地方發現的唐三彩窯址，如河南的登封窯，魯山窯，扒村窯，密縣窯，河北的定窯等。登封，扒村，魯山，密縣窯所見三彩時代較晚屬宋金時期（馮先銘、李輝炳編<<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南卷一），不在此次討論之內。

淮北柳孜出土的唐三彩從器型到釉色、胎質都比較雜，有的釉色斑斕絢麗，富有大唐盛世的氣象，有的則比較清麗干凈，有的干澀無清爽之感，有的釉色單一。這一切都說明這些三彩并非產于一地，如果都把他們分出產地難度很大，只能從現在的研究資料里尋找能夠與出土三彩一致的文字描述、圖片來作出相符合判斷。

馮先銘先生在<<中國陶瓷史>>中說：鞏縣三彩器型以雙系罐為多，黃彩、綠彩常見于碗，洗之類，單色藍彩以小碗為多。結合馮先銘，李輝炳編<<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南卷一，鞏縣窯的標本，內有三足爐、三彩盆、三彩罐。它們與柳孜出土三彩器爐、盆、罐器型、釉色完全相同。

閆存良先生在<<唐三彩>>一書中稱：”河南燒制的唐三彩胎質較為潔白細膩，火候略高，胎質堅硬，釉料潤澤瑰麗，浸潤流淌自然，藍色較豐富”。黃堡窯三彩“胎色白中閃紅，胎質較松軟不及河南三彩胎質堅硬細膩，釉色不鮮艷”。

申獻友在論及河南三彩時認為：洛陽三彩是由瓷土燒成的白胎，三彩花紋艷麗繁褥。河北黃堡窯三彩是由陶土燒成的紅胎，基調以褐色釉為主，再補以黃綠等色釉。該論與出土的瓶式三彩罐類似。而王健華女士在<<唐三彩鑒賞與收藏>>一書中指出：“陜西黃堡生產的唐三彩胎質也很堅硬，但從外表看坯體表面修整不如鞏縣的光潔，胎色白中閃紅褐色的居多。胎泥中有細小的顆粒，修胎略為草率?！痹撜撆c出土的三彩碟類似。

河北省博物館申獻友先生在<<河北古瓷窯與唐三彩>>（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八輯）一文中總結了很多專家的觀點后結合自己的認識認為：在胎體上由于三彩器物胎體美和鋁含量的多少導致了河北邢窯唐三彩的瓷化程度最高，河南鞏縣窯次之，陜西黃堡窯瓷化程度較低。就胎色而言，邢窯、鞏縣窯以胎色清白居多，也有的白中閃土黃，而陜西黃堡窯的胎色以白中微閃紅居多。在釉色上由于釉中含鉛量的高低造成了河南、陜西兩地的釉面流動性比河北高。該論與其他專家的觀點有的相同，有的相近，有的甚至相反，這可能是不同的研究對象或者不同的審美觀所致，因為在出土的三彩中可認定為鞏縣窯、黃堡窯產品并符合專家觀點的都有。筆者認為以上觀點只能是一個普遍現象在實際鑒定工作中還要結合器物的形狀、輕重，修胎的精細，施釉的方法，火侯的高低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鞏縣三彩的胎色不是潔白也不是清白而是灰白、灰紅。不過總的來說就胎質而言多數專家學者認為鞏縣三彩胎質較硬，胎色偏白或閃黃，釉層流動性大，各種顏色釉交融較好沒有分界線。黃堡窯胎質較軟、胎色偏紅、釉層流動性大，各種顏色釉交融也較好。

因此綜上所述，運河內出土的唐三彩，胎色呈灰白胎、灰紅胎，胎質較硬，整個色調明朗、活潑、對比鮮艷，最能體現大唐盛世的繁榮富麗氣息的為鞏縣窯產品，如爐、缽式罐、盆、碗、盂、豆。胎色呈灰黃胎，粉紅胎，胎質較軟，色調深沉含蓄以褐色為主基調的可能是黃堡窯所產。如瓶式罐、碟等。

另外遺址還出土了胎色粉白，軟、硬兩種胎質，釉面絢麗的三彩殘片。就這個問題筆者查閱有關材料，申獻友認為：邢窯三彩與同期的白瓷一樣均以當地瓷土做胎，胎質瓷化程度偏高，有的幾乎與瓷器相類，少部分由于溫度的高低形成胎色的差別，有的類似陶胎，胎色粉白，白中閃黃，白中微閃紅之別，釉色絢麗。定窯三彩胎色潔白，胎質松軟，不施化妝土，釉色淡雅以綠釉層多，黃白起點綴作用，沒有藍色釉彩，多施滿釉。

此次出土唐三彩（包括殘片）不論所呈現的釉色如何就胎質而言未見瓷土做胎的。那些胎質較硬的可能是邢窯三彩，胎質較軟的可能是定窯三彩。

作為一種特殊的低溫彩釉工藝，唐三彩始燒于何時，如何發展，文獻沒有明確的記載，目前的研究也僅僅局限于依據考古資料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推測，趙青云先生在<<河南陶瓷史>>一書中稱關于唐三彩的燒制，有紀年的唐墓出土標本說明早于高宗的唐墓還沒有出土三彩器。這就初步界定了唐三彩的創燒時間。鄭州考古所編<<河南唐三彩與唐青花>>認為河南唐三彩根據唐墓碑、窯址出土的唐三彩考古資料進行排比可分為三期，第一期初唐時期(公元618—683年)常見器皿有斂口缽，餅形足碗，罐，三足爐，執壺，盂，盤口瓶等，此外還有俑類，庖廚用具模型，家用器具模型。第二期和第三期則不可見缽，碗，罐，爐之類。此結論與遺址出土三彩器基本一致。

另馮先銘，李輝炳編<<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南卷一，鞏縣窯的標本，三足爐與盆與柳孜出土三彩器相同，登封，魯山密縣所燒三彩與出土物不符。馮先銘在<<中國陶瓷史>>中認為唐三彩的制作與興盛時代當在唐開元天寶年間。因此此次柳孜遺址出土的鞏縣窯產品應該是初唐時期的產品。定窯和黃堡窯的三彩從目前已知的出土物看都屬于中晚唐時期的產品。

柳孜遺址出土的三彩，絕大多數是鞏縣窯產品，這些產品又多是初唐時期的。而鞏縣窯的外銷路線在河南省鞏義市文物保護管理所編著的《黃冶唐三彩窯》一書中認為“黃冶窯位于洛汭地帶，即洛水與黃河匯流處，水上運輸極為方便。其產品東運出海有兩條航線：第一條是順黃河東去，橫穿華北大平原，經勃海灣到高麗（新羅）直達日本。第二條是經南北（隋唐）大運河，由長江直航海外?！边z址出土了三彩證明了初唐時期河南三彩就是由隋唐大運河運往海外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