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國家文物局網站

石窟寺是文物的重要類型。我國石窟寺分布廣泛、規模龐大，蘊含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集中體現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特色，展示了中華民族開放包容的胸襟，見證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8月19日至21日，由國家文物局主辦的“2024·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在甘肅敦煌舉辦，中外石窟寺保護研究專家聚焦“助推‘絲路文化’交流，筑夢‘一帶一路’建設”主題，進行廣泛研討，助推“絲路文化”交流走深走實。

多學科交叉探索石窟寺保護技術

長期以來受地質構造、自然環境和人為因素影響，石窟寺存在裂隙、風化、水害、失穩、生物侵蝕等多種病害，威脅其永久保護和永續傳承。

近年來，聚焦石窟寺保護關鍵技術，文物保護工作者進行了保護研究和探索實踐。

世界文化遺產炳靈寺石窟位于中國西北地區劉家峽水庫岸邊，獨特的庫岸環境顯著影響著炳靈寺崖壁的風化過程。

“結合工程地質學和地球化學的相關方法，我們開展了詳細的現場調查和室內試驗，研究庫岸環境對炳靈寺崖壁風化的影響。”長期從事地質工程、巖土工程和文物保護研究的蘭州大學教授諶文武介紹，研究深入剖析了庫岸環境中水文季節性變化對石窟的影響，加深了對中國西北半干旱、干旱地區石質文物風化機制的認識，為石窟的科學保護和有效管理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云岡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與監測中心副主任閆宏彬以云岡石窟第4窟為研究對象，通過現場調查、科學表征、原位監測、模擬實驗、模型構建、治理技術研究等工作，對石窟寺的病害類型、分布特征、成因機理、治理技術等進行全面分析。

“研究表明水、鹽、溫、濕等因素作用下物理風化是石窟寺風化主要因素，膠結物水解是石窟寺風化主要的化學機制；發現并建立了影響石窟寺風化的第五種水——山體與大氣水汽交換的數值模型，并首次用FDR設備實現了對它的定量測量，為我國石窟寺保護提供科學依據?！遍Z宏彬說。

四川石窟寺（摩崖造像）以數量多、類型復雜、內容豐富，特別是晚唐至兩宋石窟寺是我國石窟藝術寶庫中璀璨的明珠。

與西北地區的石窟寺所處環境不同，四川石窟寺地質單元復雜，氣候潮濕多雨，水源和水的運移復雜多變，雨水、環境水、地下水等通過各種裂隙滲入巖體，由于裂隙分布不均勻，使水的出露高度、水量大小有很大差別，它對石窟寺的保存危害極大，也很難治理，且石窟現存病害基本都與“水害”有著密切的關系。

“對水害的防治，古人在石窟開鑿時對水的危害就高度重視，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在廣元、安岳等石窟崖壁上保留許多排水槽、窟檐柱洞等遺跡?！彼拇ú┪镌憾壯芯筐^員、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副理事長韋荃介紹。

石窟水害的有效治理，幾十年來文物保護技術人員不斷研究實踐與探索，總結出一系列石窟水害治理的方法。

“水害的治理靠‘堵’是很難達到預期目的，采用攔、引、截、排、疏的保護思路，讓水的運移遠離石窟核心區域，并科學合理地建設保護性窟檐，是水害治理行之有效的保護措施。”韋荃認為。

大足石刻舒成巖摩崖造像開鑿于南宋紹興（公元1143—1153年）年間，造像集雕刻、彩繪、貼金于一體，是中國宋代道教石窟的重要遺存。舒成巖摩崖造像在長期自然應力和人類活動的影響下，存在石質風化、彩繪脫落、金箔開裂等多種病害。

“2019年至2022年大足石刻研究院與意大利威尼托文化遺產集群合作，采用傳統工程地質勘察手段查明病害原因。”大足石刻研究院保護工程中心主任陳卉麗介紹，我們開展了保護材料和工藝現場試驗，形成了較完整的保護修復思路，遵循現狀保護，對發育病害進行必要的干預和預防性保護，確保了造像安全，有效地維系了舒成巖摩崖造像的原真性，促進了中意兩國石質文物保護與修復領域技術與經驗交流。

奉先寺，原名“大盧舍那像窟”，是龍門石窟雕刻最大、藝術最精美的代表性作品。其保護歷程可追溯到開鑿時期。

近年來，龍門石窟研究院持續開展日常維護、環境及病害監測等工作，并于2021年啟動新一輪保護工程，重點治理危巖體和滲漏水病害。

“我們對奉先寺區域較大危巖體采用錨桿錨固和圈梁加固，并設置被動防護網攔截落石；在奉先寺頂部巖體碎裂區域鋪設主動防護網，防止小塊巖石脫落。通過山體裂隙灌漿封堵、增設排水溝、設置滴水檐，有效治理正壁水害。”龍門石窟研究院保護中心主任馬朝龍說，工程施工期間，龍門石窟研究院聯合多家科研單位，對奉先寺本體區域開展了詳細而全面的病害調查評估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新發現和成果，如造像體表發現金、銀等元素，發現綠色、紅色、黑色顏料；初步確定奉先寺部分造像使用琉璃作為眼珠等。這一系列保護措施的實施，不僅保障了奉先寺文物的安全，也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生物因素已成為當前威脅不可移動文物長久保存和展示利用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如動物在文物本體上營巢、繁殖、啃食、排泄等行為嚴重威脅到文物安全；植物借助根系生長和膨大產生的機械外力，破壞土遺址等文物的結構穩定性，根表分泌的酸性物質對文物表面產生腐蝕作用等等。

生物膜是附著在表面被自分泌的細胞外聚合物包裹的微生物群落。意大利米蘭大學的微生物學教授弗朗西斯卡·卡皮泰利對生物膜以及微生物與文物的相互作用進行了重點研究。

“不能單純地認為生物膜是文物劣化因素，我們目前正在研究微生物保護的各種機制，包括阻止劣化因素和隔離自由水等，研究表明生物膜也可以對室外石質文物起到中性甚至保護作用。”弗朗西斯卡·卡皮泰利說，建議培養修復人員了解生物保護的新概念以克服石質文物現在和未來面臨的挑戰極其重要和緊迫。

中國工程院院士劉漢龍團隊也關注了微生物技術修復、加固土遺址和石窟遺址的研究，通過大量的宏觀和微觀實驗，驗證了微生物礦化修復方法在石質文物和可移動文物修復中的有效性和實用性，為石質文物和可移動文物修復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到目前為止，該技術已應用于大足石刻等保護工作。

“通過對石窟寺、古代壁畫彩塑、古遺址、古墓葬等不可移動文物的生物退化及防控研究，取得重要進展。”敦煌研究院二級研究館員汪萬福介紹。

“對甘肅12處石窟寺112個典型洞窟的調查結果表明，動物病害率在40%—100%之間。病害動物包括昆蟲綱8目、19科、27種，鳥綱6種，哺乳綱5種?！蓖羧f福對研究團隊建立的甘肅石窟寺中棲息動物數據庫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敦煌研究院研究團隊通過制作模擬洞窟和模擬壁畫，系統研究了損害莫高窟壁畫的優勢昆蟲-仿愛夜蛾成蟲排泄物對壁畫的損害，以及其對不同顏色的趨性及影響程度。

“我們聯合蘭州大學、國際生物腐蝕與生物降解學委會（IBBS）等單位成功舉辦二屆文物的生物退化及防護國際學術會議；聯合國內相關專家共同編撰《文化遺產微生物》專著，就文化遺產微生物學學科構建的設想進行了探討，2項成果獲省部級科技成果進步一等獎，平臺建設質量明顯提高，人才隊伍不斷壯大?！蓖羧f福說。

致力于研究激光光譜學在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應用的塞吉巴黎大學文物保護科學家文森特·德塔爾認為，遺產科學的核心是檢測分析、保護修復和預防性保護，預防性保護關注的重點是通過環境控制、妥善保存和定期監測等措施減少或防止文物的劣化，而保護修復包括清理、修復和加固受損文物等直接干預措施。他建議專家們更多關注，未來的方向包括研發新材料、3D 掃描和虛擬現實等數字保護技術，以及提高文物保護工作的公眾參與度。 

石窟寺考古系統開展

石窟寺考古是運用考古學方法調查、分析、研究與石窟寺及摩崖造像有關的遺跡和遺物的學科，包括應用田野考古技術與方法對石窟寺本體、窟外建筑遺跡和相關寺院遺址進行野外調查、發掘、測繪、記錄，以及建立在田野考古基礎上的石窟寺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

開展區域考古調查和重點遺址發掘，構建石窟寺考古學文化序列是當前中國石窟寺考古的主要任務之一。

天王堂遺址位于莫高窟南區北端崖頂平地上，在原敦煌城往返莫高窟的步道南側。

2022年至2023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對天王堂外圍進行系統發掘，將天王堂主體建筑遺跡完整揭露，對其院墻、礎石、花磚地面等結構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基本明確天王堂是一處坐西朝東、外圍院墻、內鋪花磚的整體性宗教建筑。

“天王堂周邊新發現遺跡共5處，包括2處佛堂、3處塔基，同種類型的遺跡在結構上均有所不同，保存較多佛事活動痕跡，并出土大量塑像、壁畫殘塊、木構件等遺物?！倍鼗脱芯吭焊痹洪L、考古研究所所長張小剛說，天王堂遺址區現存遺跡數量豐富、類型多樣、相互之間關系復雜，尤其是新發現的佛堂類型遺跡，與莫高窟現有宗教遺跡形式不同，應引起重視，并對其展開系統研究。

近年來，新疆克孜爾石窟研究所組織開展了龜茲石窟寺專項調查工作，對這一地區石窟寺的數量、分布和保存狀況有了較為全面準確的了解。

“配合石窟加固工程，我們對庫木吐喇石窟谷口區第9窟、瑪扎伯哈石窟和臺臺爾石窟部分洞窟進行了發掘?！毙陆斊澭芯吭貉芯筐^員苗利輝說，我們還發現了一些新的洞窟類型，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修正和補充了我們此前對龜茲石窟的認識，為認識龜茲石窟的洞窟營建，形制和布局變化，寺院生活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我們還將開展龜茲石窟區域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等多學科研究，嘗試對龜茲古代自然環境進行復原。

田園子石窟、薛李石窟、柳州城石窟、申家山石窟……2017年以來，隴東地區石窟新發現不斷。

“其中田園子石窟規模較大，現存4座洞窟，洞窟形制多樣，有佛壇窟、三壁三龕窟等?！眳⑴c考古研究的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吳葒說，這些小石窟集中在涇河支流蒲河流域，對于認識蒲河流域北魏石窟面貌提供了珍貴資料，填補了蒲河流域佛教石窟藝術的空白。

談到具體的收獲，吳葒娓娓道來，田園子石窟4個洞窟，形制、題材、造型等接近，但又有差異，反映了洞窟開鑿有先后，且前后相繼。更為重要的是其洞窟形制到內容都反映出與云岡、龍門等東部地區石窟的緊密聯系，是中原風格西傳的重要實例。薛李石窟從洞窟形制、題材內容、造像特征等方面深受云岡石窟二期洞窟的影響，且其介于云岡石窟和河西地區石窟之間，反映了蒲河流域是古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傳播的重要通道之一。

在石窟寺考古的方法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利群建議，石窟寺考古應充分吸收史前聚落考古和漢唐都城考古的技術、方法和理念，將石窟寺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逐步完成石窟寺集中分布區域的考古調查，選擇重要石窟寺窟前遺跡、寺院遺址及相關的遺存開展考古發掘，重點解決石窟寺環境景觀、整體布局、功能結構、宗教信仰、藝術特征、傳播路線等，探索中國石窟寺發展演變的時空框架發展譜系，以考古材料為依據構建中國石窟寺發展史。

敦煌石窟寺考古測繪的百年變遷見證了科技與學術融合的深厚歷程，從最初的手工測量到現代三維激光掃描技術的引入，每一次技術革新都為石窟寺的精準記錄與保護提供了堅實支撐。自敦煌石窟寺被發現并受到國際學術界關注以來，考古測繪工作便成為理解其歷史、藝術及文化價值的重要手段。

“隨著科技的進步，特別是三維激光掃描技術的出現，敦煌石窟寺的考古測繪工作迎來了革命性的變化。該技術以其高效、快捷、精確的特點，極大地提升了數據采集的效率和準確性，為石窟的永久保存和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敝饕獜氖率咚驴脊艤y繪研究的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呂文旭介紹，在《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的測繪過程中，三維激光掃描技術得到了廣泛應用，通過高精度坐標的“點云”影像，結合電腦制圖和專業測繪人員的辨識描繪，實現了對石窟的全面、細致記錄。

石窟寺考古報告是石窟寺保護研究、弘揚和展示的基礎。

今年年初敦煌石窟寺考古報告全集的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報告》出版問世。

多年來一直研究美術史和石窟寺考古的文物出版社編審、圖書編輯部主任黃文昆深度參與了考古報告的編輯出版工作，黃文昆很自豪。

石窟寺考古報告編輯出版越來越受到重視，黃文昆建議，在編寫石窟寺考古報告中，要進一步加強對石窟寺考古報告重要意義的認識，需要關注產生于考古調查同一過程中的報告文本、測繪、攝影三個環節的有機融合；考古調查中資料、數據的準確、可靠，是報告科學性的切實保證。洞窟文物的測繪，當前應盡可能基于三維激光掃描的方法，而以攝影測量或其他技術甚至手工測量作為補充。 

石窟寺遺址價值多維度展示

基于游客承載量建立分時段、分類型的精準調控預約制度，融合文物數字化和敦煌學最新研究成果，加大講解團隊培訓力度，持續優化“總量控制-線上預約-數字展示-實體洞窟”的莫高窟展示利用模式，有效平衡保護和開放的關系……敦煌莫高窟展示利用模式不斷優化。

“針對游客激增與日益增長的文化體驗需求，建設集主題影院-文化體驗-服務保障為一體的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二期），可有效緩解高峰期客流壓力、減少游客洞窟滯留時間的目標，為全面提升石窟寺游客服務能力、豐富參觀體驗奠定基礎。”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介紹。

打造基于華為河圖平臺的虛實融合“飛天”專題游，實現實體洞窟與虛擬體驗有機結合的全新參觀體驗；構建“全真”場景“數字藏經洞”，實現海內外敦煌文物“重聚、重塑、重現、重生”；研發“云游敦煌”“尋境敦煌”等數字品，“數字敦煌·開放素材庫”，構建全球首個基于區塊鏈的“一站式”數字文化遺產開放共享平臺，敦煌文化立體化展示、活態化傳承持續推動。

巴蜀地區石窟造像浩瀚，是中國石窟造像延續時間最長、分布最廣的地區之一。

以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為代表的重慶石窟寺是中國乃至世界晚期石窟藝術的杰出代表。

“重慶全面加強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堅持系統性保護、創新性思維，探索建立‘以大帶小、系統保護、有效利用’的管理模式?！敝貞c市文化和旅游發展委員會（重慶市文物局）副主任幸軍介紹，重慶全市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石窟寺均對公眾開放，大足石刻成為精品旅游線路，大足石刻數字展示中心、文物醫院和游客服務中心建成開放，大足石刻數字博物館、“云游大足石刻”數字文旅項目正式上線。

2022年重慶市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正式簽訂了《川渝石窟寺國家遺址公園建設戰略合作協議》，近日《川渝石窟寺國家遺址公園總體規劃》已初步完成。

“規劃將吸引力、帶動力強的石窟寺作為核心園區，結合石窟寺點位分散、依托于自然環境地貌的特點，在公園展示上，把石窟寺和周邊的建筑遺址、山水環境、古道聚落等進行一體化的展示設計，并輔以展示設施的創新設計，對石窟寺背后的歷史故事、藝術創作、環境營造做更深入的解讀。”北京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遺產保護與城鄉發展分院總規劃師杜凡丁介紹，除了石窟寺本體以外，公園還盡量開辟了新型的展示空間，推動更生動的展示方式。如結合川渝兩地的各級博物館以及石窟寺現場的展示館，設置石窟寺數字化、科技手段展示。

任何一個石窟寺都可以看作是一處文化景觀類型遺產。與石窟寺類似的還有山川、梯田等文化景觀。麥積山石窟是由空間、窟龕、造像、壁畫共同構建的有機整體，是當之無愧的人與自然的杰作。

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所長李天銘正探索著把文化景觀理念引入麥積山石窟保護規劃修編工作中，將保護對象置于龐大的時空背景中考量，重現自然與人文的互動關系，深化價值發掘、闡釋展示的多層次方向，多維度展示石窟寺遺址價值，讓每一處遺產都“活”起來。 

（徐秀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