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第一章     關于“大運河” 。。。。。。。。。。。。。。。。。。。。。。。。。。。。。。。。。。。。。。。。。。2

第一部分  八朝薈萃、百窯紛呈的“大運河瓷”

第二章  何謂“大運河瓷” 。。。。。。。。。。。。。。。。。。。。。。。。。。。。。。。。。。。。。。。。。4

第三章 “大運河瓷”的窗口，淮北市藏瓷  。。。。。。。。。。。。。。。。。。。。。。。。。。。5

      第四章  一枝獨秀報春來  。。。。。。。。。。。。。。。。。。。。。。。。。。。。。。。。。。。。。。。。。。7

第五章  宿州市近期的兩次考古發掘。。。。。。。。。。。。。。。。。。。。。。。。。。。。。。。。。10

第六章   決非必然 。。。。。。。。。。。。。。。。。。。。。。。。。。。。。。。。。。。。。。。。。。。。。。。11

第二部分 大運河的廢棄    

第七章  史料可見數被廢棄 。。。。。。。。。。。。。。。。。。。。。。。。。。。。。。。。。。。。。。。。12

第八章  通濟渠塞而復通需多久。。。。。。。。。。。。。。。。。。。。。。。。。。。。。。。。。。。。。13

第九章  漕運功能喪失與大運河的衰敗 。。。。。。。。。。。。。。。。。。。。。。。。。。。。。。15

第十章  金代大運河運行的考證 。。。。。。。。。。。。。。。。。。。。。。。。。。。。。。。。。。。。16

第十一章  金代小運河——長直溝考 。。。。。。。。。。。。。。。。。。。。。。。。。。。。。。。。19

第三部分   大運河的湮塞和“大運河瓷”

第十二章  南宋與元拉鋸時期的隋唐大運河。。。。。。。。。。。。。。。。。。。。。。。。。。。21

第十三章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21

第十四章  話說“大運河瓷”。。。。。。。。。。。。。。。。。。。。。。。。。。。。。。。。。。。。。。。。24

第四部分   附圖、照片

隋唐大運河起始于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這是絲毫沒有爭議的。而止于何朝？何代？何年間？卻歷來是令許多史學家支吾其辭的難題。隨著在安徽省境內的170公里隋唐大運河，陸續有三處被考古發掘，田野考古的出土遺存大量涌現，對隋唐大運河湮塞年代的傳統說法，越來越疑竇叢生、越來越受到挑戰。在田野考古中漸趨明朗的、隋唐大運河運行年代，如何在典籍考古中印證，在史籍中鉤沉出明確的記載，從而，做出最合理的解釋，使史界大多數學者能夠接受，能夠達成共識，這就是本文企求的宗旨。

第一章  關于“大運河”

“大運河瓷”一定是產于大運河。

運河是溝通水運的人工水道。隋唐時稱運河為漕渠、漕河、運渠。包括廣通渠、通濟渠、山陽瀆、刊溝、江南河、永濟渠，宋代始稱運河。

中國的古運河很多，稱之為“大運河”者，乃是橫亙東西、縱貫南北的國之運脈。當然，可能有人會提及靈渠、漕渠、鴻溝、刊溝等隋以前的運河水道，應該說,這些水道多為中國分裂時期的產物，可冠之以“古”，不可冠之以“大”。它們是區域性的、封閉的水運系統，是階段性的探索成果。

沒有大一統的江山為舞臺，怎能打造出頂天立地的宏篇巨制？時勢造英雄，就是要有背景。秦統一中國后，才有足夠大的疆域筑起萬里長城。后經兩漢而三分天下，歷魏、晉、南北朝，隋再統一中國，才又有了足夠大的疆域，開鑿“橫亙東西、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兩位統一江山的疆土開拓者，一個用確保北方安全的長城，成全了漢朝的文治武功；一個用四通八達的大運河，成全了大唐盛世。只有大統一下的中國，才有可能打造中國的運河之最、世界的運河之最，才有可能造就人類的奇跡。（附圖一  唐代形勢圖）

大運河始鑿于隋，由隋朝都城西安為起點，呈“扇形”東南、東北展開，溝通了海河到錢塘江的五大水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到了元明清時，由于政治中心北移，為了滿足京城朝臣奢侈的消費，因漕運需要，在原隋唐大運河的基礎上，經不斷改線、改造，收縮為以北京為起點、杭州為終點的,南北“線形”格局。(附圖二  隋唐大運河與京杭大運河對比圖)

隋唐“扇形”大運河，向京杭“線形”大運河的演繹，記載了大運河的發展史，這個演繹過程，同時又是中國封建社會，由興盛到衰亡的過程，這段歷史，是封建社會的衰亡史，封建社會的衰亡，造成了大運河的收縮。

大運河之“大”，還體現在“意義重大”上，在漢語詞典中，重要也是一種“大”。隋唐大運河的意義可體現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四個方面，是全方位的。但到了京杭大運河時期，便只顧及政治需要了，那就是“漕糧”。

漕運，在中國封建社會，具有一種獨特的政治功能，運糧看上去是一種經濟行為，但實際上卻有著濃重的政治色彩，因為古代的漕糧，就是中央的財政調撥，是實際可用于分配的財力體現。尤其是多事之秋，漕糧便成了穩定大局的先決，成了維系封建統治的懸絲。由是，自隋到民國津浦鐵路竣工前，大運河，便成了江山社稷，賴以存續的漕運水道，在封建統治者的心目中，唯此為“大”。

大運河之“大”，還體現在對外交往上，它為大中國的對海外延伸，奠定了基礎。西域的荒漠古堡、野冢駝骨，見證了向西走向世界的,陸上“絲綢之路”的存在，它的起點是西安；東海、南海的出水陶瓷、沉船朽舢，見證了向東走向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存在，它的起點是揚州。而東西大運河，即公元六零五年，僅用一百五十多天完成的，隋唐大運河首期工程，就是鏈接兩個起點的千里水道。這一鏈接，將國內東西南北的產、銷結成網絡，形成了大中國一統的市場，和出口外貿能力，使中國對進出口貿易、要求更加迫切，由于利益的驅使，更早地催發了航海家遠征的沖動。

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由最高統治者的好惡,決定一個朝代的社會發展方向，已成

司空見慣，如果沒有東西大運河,將出?？趽P州與京都西安鏈接起來，沒有天子的東臨

巡幸，海上“絲綢之路”，肯定要晚上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如果沒有開掘大運河的暴

政酷役，隋亡與唐興也會遲到一個時期，大唐盛世也可能會成陰差陽錯，中國的歷史

也可能因此而改寫。

作出以上猜想，我可以柳江口碼頭出土的“大運河瓷”，為據說明，大運河瓷中，有大量的唐三彩、邢窯、定窯、黃堡窯產品，這些西部、北部唐代的精美陶瓷作品，出土在東西大運河中，出土于柳江口碼頭，應該說,絕大部分是用于出口外銷的，唐代著名窯口的作品，都屬于奢侈品，主要供皇親貴胄使用，安徽淮北段通濟渠,并非以上窯口赴京進貢的必經之地，應是東趨江都出?？诘谋亟浿贰Ａ頁墨I記載，揚州，同樣發掘出土過大量以上窯口的瓷器。

因為，瓷器對水路運輸具有較大的依賴性，沒有隋唐大運河的溝通，西部和北部窯業的外銷，將受到制約，同樣，可能因銷路而影響規模，因規模而影響效益，因效益而影響技術發展，對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也會產生影響。因此可以說，隋唐大運河的開鑿，第一，連通了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使我國的對外交通形成網絡，促進了中國的對外開放。第二，為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對外貿易，往西、北開拓了大片的腹地，不僅提供了大量外銷貨源，而且鏈接了進口商品的最大市場——西安。第三，由于順暢了流通渠道，有力地促進了西部、北部窯業的發展，促進了唐代陶瓷“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第四，中國走向世界是瓷器的功勞，瓷器——China就是中國，沒有水路運輸，就沒有瓷器的出口，通濟渠讓中國走向了世界。 “海上絲綢之路”似乎稱為“海上陶瓷之路”才更為妥帖。

以上四點，足以左右唐代歷史的軌跡。隋唐時代的中國，代表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生產力，這段歷史,既是中國史，又是世界史上最濃重的一筆。在這段輝煌的歷史中，隋唐大運河功不可沒。

由于黃河泛濫，淤淀的黃沙，將隋唐大運河的部分河道,瞬間掩埋地下，大量的文物遺存被自然災害，用窒息式的方式與世隔絕，并完好地將大量信息保存下來，這條遁入地下的大運河，用大量的文物記載了運河昨天的信息。它們忠實地記錄下大運河的隋唐宋歷史，記錄下大運河:樞紐四面八方、融貫東西南北、流轉山澤百貨、調遣官商兵旅的歷史。

地下大運河，以瓷片為主要載體，記載了大運河前七百年的歷史；地上大運河，用現貌反映了大運河后七百年的歷史，“大運河瓷”記載的信息流,可擔綱佐證大運河史的半壁江山，其功可彰。

第一部分        八朝薈萃,百窯紛呈的 “大運河瓷”

第二章　　何謂“大運河瓷”

大運河全長2700公里，公元六0五年的首期工程，從西安到揚州，基本東西方向，略微偏南，共分四段，除西安到洛陽段稱漕渠外，其余三段統稱通濟渠，通濟渠中最長的一段，是從俊儀（今開封）經宋城（今商丘）、永城、夏丘（今泗縣）到泗州（現已因地震沒入洪澤湖），注入淮河。

首期工程最長的這段運河，是通濟渠的東段，因是在汴水等自然河道的基礎上，改擴建而成，故又稱汴水、汴渠、汴河、廣濟渠，隋唐宋金的史料上，五個名字混用，加之，古代泗水與泗州都簡稱“泗”，導致這段河的走向,在典籍考古時，出現千年之爭，成為歷史懸案。這段古運河，因黃泛而全部沒入地下，成為地下大運河，又因為黃河泛濫這種窒息式的掩埋，與史料記載的語焉不詳，得以使這段地下大運河豐富的文化遺存，完好保留至今，其中，數量最大、最完好的就是陶瓷器。

我們知道，使用至今的水道，很少能出土完好的陶瓷器皿，因為它需要經常開挖疏浚，文化層被擾亂,遺存被破壞、或者早已出土面世。而這段地下大運河，黃泛的瞬間掩埋，如同造就了一個巨大的窖藏，被截斷的歷史，嘎然而止，悄然凝固，不朽的陶瓷，在靜默中等待著重見天日、披露信息，再現當年輝煌。

古陶瓷的分類有許多種，按面世形式可分為：傳世、出土、出水。其中出土又可分為：墓葬、窖藏、遺址發掘。按產地可分為眾多的窯口；按釉色和裝飾手法歸類，唐可歸為南青北白，宋可歸為六大窯系；按時代劃分，又可分為原始青瓷、六朝瓷、高古瓷、明清瓷等。但是，作為以數量大、時代長、窯口多、地域廣為特點的，通濟渠東段出土的陶瓷器，我們以為，任何一種分類法，都不能正確涵蓋這部分古陶瓷的類型。

因此，我不得不以“大運河瓷”來稱謂她。“大運河瓷”，既有時代的含義----隋、唐、五代、宋、遼、西夏、金、元，八朝薈萃；又有產地窯系的含義----唐之南青北白，宋之六大窯系的百窯紛呈；又有出土地域的含義----三省十八縣，長達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又有主要研究對象的含義----大運河、陶瓷。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大運河瓷”的定義，那就是：“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被黃泛掩埋的、出土高古瓷”。

這里提到了“被黃泛掩埋的”概念，這是因為：第一，“大運河”故道中，正在使用的水道，因經常疏浚開挖，不可能保留較完整的遺存。第二，已形成地下運河的故道也很多，如往東北方向的永濟渠，但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除部分北方出口外銷瓷器路過外，南方的貢器和大量的奢侈品運輸不經過。隋唐宋時期遺存的地域范圍較小，第三，還有非黃泛掩埋，如江南運河裁彎取直后,自然淤積的大運河故道，由于淤泥的腐蝕性較強，上層疊壓土石大小不均勻，易造成嚴重破損，釉面品相較差，且不易發掘，研究與收藏價值不大。

根據發掘現場觀察，通濟渠東段地下大運河文化層,及以上的疊壓物,多為金黃色粉沙，顆粒細小均勻?？梢韵胍?，當黃泛來臨之際，雖波濤洶涌，但河下的遺存，由于有數米積水緩沖，不會造成較大震蕩和流動，最多只能產生輕微飄動。沉船上正在運送的瓷器，因有船體及包裝物保護，可避過驚濤駭浪的沖擊，一旦沉入水下，也會迅速進入靜止狀態。然后是長期的粉沙沉淀，迅速的淤土掩埋，象在澄泥池中一樣，上面流動，下面越沉越厚，這種黃泛掩埋，隔絕氧氣，微生物失去生存條件，腐蝕和破壞很輕。黃河之水雖黃濁，但它是源于雪山之融冰與天雨之水，沖刷黃土高原混合而成的泥漿，雖濁但極凈，沉淀物形成的粉沙為弱堿性，腐蝕性遠小于海水。

第三章     “大運河瓷”的窗口，淮北市藏瓷。

通濟渠東段，自河南滎陽的板渚出黃河，至盱眙入淮河，共歷現今三省十八縣（市），順序為：河南省的滎陽、鄭州、中牟、開封市、開封縣、杞縣、睢縣、寧陵、商丘、虞城、夏邑、永城；安徽省的濉溪、宿州、靈壁、泗縣；江蘇省的泗洪、盱眙。

此十八縣中，一般引用的史料記載為十七縣，缺安徽省的濉溪縣。一九五0年，原宿縣行政區劃，一分為二，析出濉溪縣，后又在濉溪縣與蕭縣的范圍內，成立了省轄市淮北市，隋唐大運河在濉溪縣境內全長40。8公里。原史料中，由對行政區劃變更，導致的更名與撤、遷縣，都已作了調整（如符離、靈璧、虹縣、泗縣、泗洪、泗州等），唯有濉溪縣因屬新建，知之者甚少，然而正是在這40。8公里范圍內，誕生了大運河歷史上的首次考古發掘。

由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650公里，形成的地下大運河，出土最多、最完整的文物遺存,就是“大運河瓷”。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收藏逐步走進平民的生活。厚重的歷史積淀，俯拾皆是的古瓷遺物，孕育和造就了淮北市一批“瓷癡”，他們把水利、修路、耕作中出土的大量古陶瓷，收而藏之，為收購大運河瓷，節衣縮食、傾其所有,保護并收藏了東至泗縣、西至商丘,七個縣范圍內,幾十年出土的大運河瓷。

作為1958年建市的新興工業城市，正因為她是新市,所以渴求厚重的歷史積淀、渴求傳承歷史的文明，需要宏揚文化底蘊?；幢笔袨檎故尽按筮\河瓷”,并從這一側面，彰顯大運河的唐宋盛況，斥資4000萬,建設了占地40畝、建筑面積一萬平方的博物館。2004年開館的淮北市博物館，再現了宋代柳江口的石碼頭，修復了唐代的沉船，用黃楊木雕的巨幅組圖，再現了“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富,并山澤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的繁忙景象。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展廳面積，展示了七百余件“地下大運河”出土的精美完整陶瓷器。館藏“大運河瓷”，囊括了隋、唐、五代、宋、遼、金、西夏、元八個朝代的，上百個窯口的作品，如唐代,除代表南青北白的越、邢窯外，尚有甌窯、婺州窯、壽州窯、岳州窯、洪州窯、景德鎮窯、鞏縣窯、曲陽窯、黃堡窯、井陘窯、邛崍窯、魯山窯、長沙窯、渾源窯的器皿。宋代更是六大窯系琳瑯滿目。青釉、白釉、黃釉、黑釉、褐釉、綠釉、鈞釉、紫釉、青白釉、三彩、遼彩、紅綠彩、玳瑁釉、虎皮釉一應俱全，絲毫無愧于“八朝薈萃、百窯紛呈”的褒獎，對高古瓷愛好者來說，真正美不勝收。

淮北市博物館陳列的“大運河瓷”，是再現大運河的一個“窗口”，它用產自遼闊疆域、東西南北中的高古瓷，折射出隋唐宋元的繁榮昌盛，用精美絕倫的展品，讓我們窺見唐宋盛世、君臨天下的一斑，讓中國人驕傲,讓淮北人驕傲。

淮北市博物館陳列的“大運河瓷”，幾乎全是完整器，令人震撼。但如果你有幸看到眾多的民間藏品，它的美倫美奐，靜穆古韻，會讓你更加震撼。因為，真正的精妙孤品，尚散失在民間。當然，方家巨匠，會更注重那不可勝數的殘件、可修復件，和堆積如山的瓷片，它們會讓你看出更多的門道。

第四章      一枝獨秀報春來。

通濟渠東段形成的地下大運河，全長650公里，流經三省十八縣、市，其中不乏古都名城，更兼有唐宋時的州、府附郭，何以偏偏在不見經傳的淮北市、濉溪縣破土而出，一枝獨秀、報出了七百年前的信息呢？剖析開來，既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偶然寓于必然之中。

因為是地下大運河，文化層是被黃泛深埋入地下的。從滎陽板渚起，到開封東的這段運河,基本貼近黃河,平行往東。由于黃河為地上懸河，堤外地下水位較高，不易開挖。那么，在興修河渠、建筑房屋時，一般還未挖到文化層深度，地下水已似涌泉，因而，在建筑物的基礎處理上，一般采取其他補救辦法而減少深度，從而減少了文化遺存重見天日的機會。據專家推測，可能位于開封、或鄭州附近的北宋官窯窯址，即是因此原因，而至今未能找到的。

一九八四年，中國唐史學會、杭州大學、江蘇省社科院、安徽省社科院、河南省史學會，組織的“唐宋運河考察隊”，于七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五日，沿浙東運河、江南運河、刊溝和唐宋汴河故道（即本文所說的地下大運河），作了一次實地考察。據這次考察提供的資料顯示，從盱眙古汴河入淮口開始,到開封的這段大運河故道，基本與現今公路重合。也就是說,基本上是利用原有隋堤的高度筑路，以減少填方工程量，這是非常自然的選擇，這種選擇導致，由于修路走的是隋唐大運河的南北大堤，將絕對標高上提，填方量小，挖到文化層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河南省段基本上是這樣。

同時，這次考察還發覺，只有在淮北市濉溪縣境內的宿永公路（宿州至永城）,走的是汴河河床，而不是河堤。這段公路，當地人叫“槽子路”。據說，解放初期的宿永公路,在兩道河堤中間，地里干活的農民，只能聽到喇叭聲，看不到行駛的汽車。那時北堤寬約四十米，平地高出五米左右；南堤寬約二十米，高出地面三----四米，南堤已殘缺不全；河床高出地面兩----三米。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年復一年的農田基本建設，使高出地面的大運河故道，逐漸攤平。時至二十一世紀，只留下了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坡帶。

到宿州市后，往泗縣的公路改走汴河南堤，直到江蘇境內的泗洪、盱眙。這一段也與河南段一樣,提高了絕對標高。

泗洪和盱眙段大運河，接近汴河入淮口，史載,宋代治汴，實施了“木岸狹河”的措施，除引黃口與入淮口外，其余河道均岸直流速，激流沖沙，放慢了淤淀黃沙的速度，減少了疏浚工程。而地處入淮口的泗洪、盱眙段,則岸闊淺慢,成為了淤沙的港灣，疏浚較多，因而遺存較少。

綜上所述，長約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在柳孜，首先正式進行考古發掘，了斷了汴河走向的南北之爭，并且，河南、安徽七縣出土的大運河瓷流向淮北市，建成了以大運河藏瓷為主題的博物館。首先還應得益于這段“槽子路”。長達650公里的大運河唐宋文化層,象一條礦脈，曲曲彎彎潛入地下，而槽子路降低的標高，客觀上形成了礦脈中的“露頭礦”，首先出土大運河瓷,先于其他地方出現收藏熱,首先被考古發掘，“一枝獨秀報春來”，這是必然。

柳孜，又叫柳江口，唐、宋、元、明皆為商賈云集的大鎮。鎮址建于汴河南堤上。《宿州志》載：明代柳孜鎮有“廟宇九十九座，井百眼”。明代柳江口，由于大運河湮塞而沒落,但仍可見唐宋小鎮之盛況。柳孜現存宋碑兩塊。其一為“天圣塔碑”完整無缺，碑文載:該碑立于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二月七日，其中助緣修塔者有“右班殿直、前柳孜鎮兵馬監押兼巡檢張處仁，左侍禁、柳孜鎮兵馬監押兼巡檢丘裔”，兵馬監押兼巡檢掌管捕捉盜賊，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一般設置于州、縣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鎮設有“兵馬監押兼巡檢”，可見其地沖之要害。

另據史載，唐咸通九年 (公元869年)，藩鎮割據，龐勛叛亂,派部將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運，以斷京師糧路?？党杏枌⒈呷f圍困柳孜。宋時，楊存保曾與金兵戰于柳孜，亦為控扼漕運，以供京師。元至正年間，侯德源任柳孜巡檢，數與農民起義軍交戰于此。柳孜雖為小鎮，但地當要沖，控扼漕渠,商旅要會、百貨轉承，能屢見史載，可謂歷史厚重。

抗日戰爭期間，在柳孜鎮隅子街口,離地面五米深的地方，發現一條由南往北，深入地下的石臺階，均用兩米長、六十厘米寬、三十厘米厚的青石塊砌成。當時，即斷定是座落在大運河南岸的一座大型石碼頭，由于兵荒馬亂，無人顧及考證發掘。

解放后至一九八四年間，在濉溪縣境內，還因燒窯取土、修筑宿永公路、興修水利等，多次挖開了大運河斷面，據安徽社科院朱玉龍先生，八四年所記《汴河及其對安徽淮北地區的影響》一文載“一九六二年，淮北地區興修水利，曾于百善、柳孜、四鋪挖了三條南北大溝，穿汴堤而過，可以清楚看到汴河斷面的情況。據當時負責這項水利工程的，一位水利干部回憶，河槽口寬四十米，底寬十五米。堤為夯土結構，坡度較小，河床內為淤泥沙土，從地表向下七米，仍未見原始土層，故公路橋不得不改建它處”

三鋪鄉的石圩子村，長年燒磚取土，切開了隋堤北堤及河床，從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汴堤逐年加高的夯土分界，和河床中淤積泥沙的土層分界。堤為黑色原狀土，坡度1:2---1:3。河床上半部分為黃沙土，下半部分是黑壤土。淤積厚度，地表層2—3米，向下依次為八十七厘米、六十厘米，一百零七厘米、七十厘米、一百厘米、八十厘米(是否大致是隋、唐、五代、宋、金、元對應的文化層?筆者注)。淤積層中，蚌、蝸牛等水生動物的殘骸，比比皆是，朽掉的古錢、破碎的陶瓷片，俯拾即得。另外，還有許多段木和骨骸。

朱玉龍先生八四年的記載，以及當時隋堤的斷面所示，其實已很能說明通濟渠的走向，但當時走馬觀花式的訪古考察，未能提供準確的發掘報告為依據，仍不足為“大運河”考古定案的憑據。故八五年中國唐史學會組織的“訪古”文集中，很多文章仍寫到：通濟渠路線目前尚難下定論，只有通過系統的大量考古發掘資料，來印證文獻記載，才能下結論，現在，也只好求同存疑?！弊⒁?

一九九九年初，百善鎮以西,宿永公路段拓寬工程開工，在對穿過柳孜村一段,進行裁彎取直的新路基礎施工時，挖掘中出土大量陶瓷器等文物，結合當地老人對抗戰時發現，深入地下五米的石階的傳說，省、市、縣文物部門，共同對修路工程施工現場,進行了認真的考古調查，并將調查情況，上報國家文物局。

五月初，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由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淮北市博物館、濉溪縣文管所，共同組成考古發掘隊，對該路段進行了搶救性發掘。這次考古發掘，共開探方8個，累計揭露面積九百三十平方米，歷時近二百天。發掘出一處石構筑物遺址（宋代碼頭）、八只唐代沉船，隋唐宋金時期陶瓷器1653件，灰坑一座，以及大量鐵器、骨器、石器、畫像石、動物骨骼等遺物。出土瓷片數十萬件,當時可明確辨認出窯口的有：壽州窯、白土窯、烈山窯、蕪湖東門渡窯、越窯、吉州窯、景德鎮窯、建陽窯、長沙窯、鶴壁窯、鞏縣窯、鈞窯、耀州窯、磁州窯、定窯,還有一些屬于耀州窯系的青瓷,定窯系的白瓷,以及屬于磁州窯系的白地黑花、刻劃花瓷和外黑內白地黑花瓷。（見照片1--11 ）

根據發掘報告所述，發掘點所布探方，均位于大運河故道南側岸邊，河道深達七米，上層4—5米為表層，及運河廢棄后的地層堆積；下面，是隋唐時期大運河運行時，所形成的文化層，其厚度為2米，其中的“一期一段”出土器皿，“具有典型的隋代器物特征，代表了運河的開挖和最初使用的年代。（見照片1--4 ）而到了宋代,大運河宋代河道，在隋唐河道的基礎上，向北偏移了10米左右”注二 致使宋代石碼頭，壓覆了隋唐文化層。根據七#探方資料分析結果看：上層4—5米仍為表土層，及運河廢棄后的地層堆積；下面，是宋代大運河運行時，所形成的文化層，其厚度為2米，河道深仍為7米。7米以下為料姜石生土層，無隋唐時期的典型文化遺存。

根據該發掘報告分析，限于上世紀田野考古、窯址發掘的經驗不足，對該發掘結果的認知尚有局限，現應重新評價三點：一是，對出土的陶瓷器1653件的產地窯口認定，應按最新窯址考察的結果審定，特別是發掘報告中指出:“初步能辨認的窯口……，除此，還有一些殘碎瓷片的窯口不清楚”根據該市文物征集的長期經驗，窯口似應更多一些，這對研究運河史、交通史、具有更大的意義。

二是，宋代河道向北偏移10米左右，可能是宋代治理大運河，所采取的‘木岸狹河、扼束水勢’，從而形成‘激流沖沙、減慢淤淀’措施，導致的大運河河道縮窄的結果。從發掘報告亦可看到，此次發掘，也曾出土了大量的木樁。這樣理解，是否才能與歷史記載相吻合。

三是，該次考古發掘的主要目的，是解決隋唐大運河走向，與始鑿年代的問題。因為，關于汴渠南線北線之爭，在典籍考古為主的以往時期，史料所載“走汴入泗”，被理解為：經商丘后,走泗水運道，經徐州、蕭、碭，到淮陰入山陽瀆運河道一線，而不是經汴渠入泗州，且現在持這一觀點的，頗有“大家”。古代又有白居易的詩、蘇軾的《書傳》等為證，爭論中頗占上風。而作為田野考古的殺手锏---挖開來看，則是最讓人心悅誠服的。故本次考古發掘所布探方，主要是為揭示隋唐文化層，尤其是發掘出大量隋代的文化遺存。這批具有典型隋代特征的大運河瓷有：壽州窯、安陽窯、湖南湘陰窯等窯口的作品，以及多達8艘的唐及唐以前沉船，徹底否定了“隋代初開大運河走北線，晚唐時改走南線”的猜想。

那么，在這一發掘的明確目的，實現的同時，也為成果的更全面性留下了一點遺憾。那就是探方未能再向北、向東揭示一些。因為宋代河道束窄，移向了向北的河床中心，7#探方雖挖了宋代文化層，但面太小，出土遺存太少。另外,由于宋代建設石碼頭,該處文化層被擾亂,年代的疊壓分層不夠典型。如能往北、往東再擴一些，挖開宋代石碼頭東側（下游）的文化層，可能會因水流的渦旋，收獲更多的宋代及以后文物，文化層疊壓關系可能更典型.那將會揭示出隋唐大運河鼎盛期，宋代的更多秘密。也可能會讓更多精美的宋及宋以后的大運河瓷重見天日。

第五章      宿州市近期的兩次考古發掘

1999年，淮北市柳孜考古發掘成果,被國務院公布為十大考古新發現之后,引起周邊城市的高度重視,2006年4—8月，以安徽省考古研究所為主,并抽調淮北市、淮南市、宿州市文博考古人員,組成了考古隊,對宿州市西關步行街工地，隋唐大運河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脊陪@探面積兩萬平方米,發掘遺址面積600平方米,出土各類文物標本(含完整器)1400件,主要有瓷器、陶器、銅器、鐵器、骨器、玉石器、琉璃器、另出土了動物骨骼一批。各類出土文物中，瓷器比重占85%,經初步整理，可歸屬的窯系有:邢窯、越窯、壽州窯、白土窯、鞏縣窯、長沙窯、吉州窯、定窯、鈞窯、磁州窯、景德鎮窯、建窯等，精品有:唐代鞏縣窯的絞胎枕、三彩枕、長沙窯的褐釉象座枕、長沙窯褐斑執壺、北宋定窯花口瓜楞腹白瓷瓶、磁州窯珍珠地花卉白釉缽、以及唐宋瓷塑人物、動物,還有健身球、色子、圍棋子、彈丸、哨子等玩具。(見照片12--29 )在發掘的600平方米內，出土了數十萬件瓷片。（見“隋唐大運河宿州段首次考古發掘成果匯報展綱要”）

經發掘得知,大運河的河口寬為32.65米,河底寬近20米，深5米。這與1962年，濉溪縣百善、柳孜、四鋪三條南北大溝，挖開的汴河斷面情況基本一致。

2007年初,宿州市區內的佳苑工地，基礎施工時,因該工地位于隋唐大運河遺址上,安徽省考古隊又組織了發掘,這次發掘，除出土了大量陶瓷器、鐵器、銅器、骨器、玉石器外,還發現了石砌建筑物遺址、沉船、石彈丸等。宿州市是大運河上的重鎮,因保漕運通暢,唐元和年間（809年）升為州，咸通三年（862年）于宿州置宿泗都團練使、宋建隆元年（960年）升為防御使，開寶五年（972年）建為保靜軍節度，這次發現的石砌體是碼頭？還是要塞？尚待進一步發掘考證。另據筆者現場觀察，該處出土瓷片，與前兩次大運河的考古發掘，最大的不同是，大量的龍泉窯和精美的鈞窯瓷片面世，期待宿州市這次考古發掘會有更大突破。

截至目前，通濟渠東段長達650公里的地下大運河，在安徽省境內的約170公里段，已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也是大運河僅有的，三次規范的考古發掘。這三次考古發掘成果，是大運河考古的重要基礎資料，應結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第六章       決非必然

由于宿永公路“槽子路”走的是大運河河床，地下大運河在該處首先被披露，似乎是必然，但又決非必然?；幢绷危鳛樗逄拼筮\河的地下遺址，被首先發掘，是與淮北市人民的文物保護意識、以及淮北市有著一支十分敬業的專業文保隊伍，和萬分投入的業余收藏家隊伍分不開的。

何以數百公里出土的“大運河瓷”，流向淮北市？何以未需國家、省財政投入一分錢，建成上萬平方米的展館？淮北地區亦曾有過，挖出古瓷器以為晦氣，必將粉碎而后快的風俗。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出土的“大運河瓷”幾乎全被砸碎。但當淮北市的收藏隊伍，先于他方出現之后，“晦氣”的器皿能變為古董，能換出錢來的時候，人們便變的小心翼翼了，“晦氣”的瓷器，轉而變成了“寶”，沿大運河的農民爭相傳頌，誰家撿到了“寶”，從柳孜村的農民中，逐漸產生出了一支“淘寶隊”,西至商丘，東至泗縣,干起了“淘寶”的行當。他們雖似乎“違法”，但卻客觀上保護了文物，他們作為國家文物征集的補充力量，對文物的保護作用,遠遠超過了專業的文保隊伍。他們的行為，既代表了文物保護的發展方向，又確實需要規范。如不加以規范，也會走到文物保護的反面。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課題了。

其實，隋唐地下大運河，在其它地方被首先搶救性發掘的機遇也是很多的。通濟渠走“南線”，被柳孜發掘證實前，很多專家也推斷出，“大運河”從泗縣、宿州、永城的市中心穿過，在這些穿越市中心的河道上方，每年都有新的高樓迭起，它們在基礎施工時，不可避免地會出土大量“大運河瓷”，以及其他文化遺存，只是不幸的被扼殺了。建筑商、開發商、地方財政，都不愿為發掘“埋單”。而淮北市這一新興工業城市，對自己以往的古文明倍加珍重，需要展示厚重的歷史積淀，恰恰成了這次發掘的契機。

淮北市博物館及民間藏瓷，是“八朝薈萃、百窯紛呈”的“大運河瓷”的窗口。為研究大運河史，隋唐宋金元交通史、唐宋金元陶瓷史、隋至元水利史，以及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外交、經濟、軍事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也是國人展示昔日大運河風采的一個縮影，她是大運河工程不愧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有力佐證。

注一:<<隋唐運河與中晚唐漕運>>潘鏞   王永謙著

 注二:<<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部分  大運河的廢棄

大運河從隋代開鑿以后,幾經廢棄,塞而復通,通而復塞。這段大運河究竟何時最終廢棄,并成為地下大運河?也就是說,通航究竟到何時?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十分有意義的課題。因為，它牽涉到“大運河瓷”中的許多金、南宋、元代遺存,能否發放出生證的問題.

第七章      史料中可見數被廢棄。

大運河的首次淤塞與廢棄,始于安史之亂時的戰亂與割據（公元755年）。舊唐書載:“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注一“東都河南并陷賊，漕運路絕”。

安史之亂，淮河以北，盡被人禍。叛軍、唐軍的搶掠燒殺,以致滿目蒼涼，沿通濟渠東段,也成爭奪的焦點。在戰事頻仍的兵荒馬亂之中，漕運路斷，運河淤塞,是可想而知的。唐朝廷北聯回鶻,收復東都（今洛陽）后，漕運復通。但幾年后,史朝義舉兵宋州（今商丘）反唐，漕運又絕。安史之亂致使民眾流離失所，藩鎮割據，阻斷航道，大運河先后十年被廢棄。

直到代宗朝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才啟用太子賓客.通州刺史劉晏,重開漕運。當然,劉晏重開漕運的第一著棋,就是疏浚汴渠,漕運即通（劉晏整治漕運共出九策）。

大運河的再度廢棄,是唐末及五代時期的藩鎮割據。劉晏整治漕運后，漕路雖通，但由于大的局勢是藩鎮割據,愈演愈烈，唐王朝與藩鎮之間,圍繞著隋唐大運河的漕運，逐漸演繹成扼控汴、宿兩城的拉鋸戰。這期間，唐王朝屢次變更汴、徐兩州的行政區劃和人事，以加強對兩地的控制。并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將符離縣甬橋鎮升格為宿州，脫離了政治上左右游移的徐州控制，強化了大運河要沖的地位。大運河漕運，在以后一段時期內運轉正常，這在漕運史上曾被稱為“元和中興”。

中興的憲宗去世后，穆宗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先是控扼漕運的汴州發生兵亂，繼之，駐徐州的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亦發動兵變，至甬橋（今宿州）“遂掠鹽鐵院緡幣，及汴路進奉，商旅貲貨，卒十取七八”。注二劉晏治漕后,正常運轉了近六十年的漕運,開始失控。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戎守桂林的徐州兵馬，在龐勛的帶領下,發動兵亂，由水路從桂林返回徐州，沿途占領了泗縣、柳孜（今安徽濉溪東）、宿州，于是漕驛路絕；僖宗時，黃巢起義軍又圍宋州（今商丘），以斷漕路；不久，徐州的藩鎮時博，南攻泗州，漕路又被阻絕。至此，全國各地已基本被藩鎮割據，沿大運河均被藩鎮兵馬阻斷。

五代時期史載:“汴水自唐末潰決，自甬橋東南，悉為污澤”注三“運道久梗，葭葦埂塞”。注四

如據史料記載，從唐末公元822年，至宋初開寶年間（公元970年前后），大運河被廢棄似有150年之久，但據柳孜考古發掘5#、6#探方的2、3、4層遺存中, ，以及宿州西關步行街考古發掘出土的五出葵口、玉壁底器皿分析，（見照片12 ）這一文化層出土的器皿，具有典型五代特征。其中亦發現五代越窯“秘色瓷”作品。(見照片 6 )從地層堆積疊壓關系上看，大運河并未中止使用。我認為這便是應引起注意的“因漕運不通，被朝廷廢棄后的大運河，仍被民間商旅長期使用”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同樣出現于金、元朝代，只是由于失去了顯赫的政治意義，而不被史料記載罷了。這點我將在以后的章節中再重點考證。

史料所載:第三次湮塞與廢棄,是從北宋末年的宋、金拉鋸，到最終劃定以淮河為界的兩朝對峙時期。入宋以后，黃河由隋唐時的“穩定期”轉入“波動期”，下游河床遷徙增多，主要原因是河水中泥沙量增多，淺慢淤淀加劇，洪水下來，只有再沖出新的河道，甚至漫溢決堤。

宋真宗時,采取了“木岸狹河，激流沖沙”的措施，宋神宗時,采取了“引洛清汴”的沖沙措施，有宋以來,積貧積弱的宋王朝，奉行“漕運便是穩定”的信條，真正把汴河的治理、漕運的維持，當作了江山社稷存續的頭等大事。然漕運之糧只能救急，不能救命，治表而不能治本。從唐末開始已完全蛻變功能的大運河，不再能輔佐封建王朝，也不能阻止封建社會的衰敗，最后還是充當了北宋王朝的殉葬品。----公元1128年，金兵攻占汴京后,繼續南犯，據〈金史〉載：南宋的東京留守司杜充，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滑縣的李固渡西，人為決堤。

黃河從東明入魯西南，經巨野、嘉祥、金鄉一帶入泗水，并由泗入淮，黃淮之間頓成澤國。自北宋末，至金皇統元年（公元1141年）期間，南宋與金在江淮流域長期拉鋸戰，民不聊生，流離他鄉，汴渠失修失浚，廢棄湮塞。南宋使臣樓鑰的《北行日錄》，記載了當時宿州通濟渠的湮塞情況，“自泗州循汴河而行，至此，河益湮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少Y佐證。

北宋末年的這次廢棄與湮塞之后，由于南宋與金的對峙，不再需要運河的漕運，來維系封建統治。而后,又繼之元朝定都北京，漕運的終點發生了變化。漕運的“救急”特性，決定了大運河的裁彎取直結局，于是隋唐大運河的通濟渠段，從此在正史的《河渠志》中銷聲匿跡了。典籍考古便將通濟渠，從此判為“湮塞”了.

第八章     通濟渠塞而復通需多久?

通濟渠段，歷史上曾數度被廢棄和湮塞，但又都輕易被疏浚，在湮塞后被疏浚的過程中，見于史料記載的，也僅是“發某、某、某某州役，浚之”，沒有增設過什么閘、涵、橋、堰等技術難，或投資大的建筑物、構筑物。

我們知道，隋代始鑿1000公里的隋唐大運河（西安----江都），也僅用了150多天，因而，使許多后世學者,懷疑通濟渠最初走的不是“南線”，而是泗水老路。其實，通濟渠南線雖屬新鑿，但依然是在精密勘察測量的基礎上，利用原有水道和自然坡降,將它們串聯并拓寬而建成的。根據臺灣學者陳正祥先生所著《中國文化地理》所證：通濟渠東段,西起河南滎陽板渚,引黃河水東行，走汴河故道至陳留；從陳留東南，到宋州一段，長215公里，是利用了睢水河道；從谷熟到臨渙一段，長205公里，是利用了渙水（今澮水）河道；從臨渙東南，到蘄縣北一段，借用蘄水河道；虹縣以西又利用了潼水河道。這些原有水道，以天然水源、自然坡降為基礎形成，自滎陽至泗州650公里之遙，均屬黃河沖擊平原,一馬平川，無山嶺殘丘阻隔，方向為西北往東南，符合我國自然地形傾斜的方向，與大的水流走勢、走向吻合。在這片大平原上,截斷并取直原有河道，使之一瀉千里。在那沒有GPS定位、三維空間設計的年代，我們的祖先，征服自然的過人智慧，實在令今人嘆服。這又使我想到：現代的運河史學者,對大運河南線產生于隋代的質疑，實在有些無來由。宇文愷這位隋代大運河的總設計師,應可與貢、禹相左，比現代學者的智慧、有過之而無不及。唐代詩人皮日休，在那個朝代即認識到這些，有詩為證：“萬艘龍舸綠絲間，載到揚州盡不還。應是天教開汴河，一千余里地無山。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注十二

隋代大運河的選線，由于符合了地理走向的自然規律，并且巧借了原有河道加以拓寬，開鑿僅用了150多天，這是有案可查的。那么，在以后塞而復通的疏浚中,需日幾何呢？

查《宋史.河渠志》知：“隋唐而后，汴河上流為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塞而不合，干涸月余，綱運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余日,水復舊，綱運沓來，兩京糧始足”。注五

靖康之年，汴京開封曾兩度被金兵圍城，正月被圍困后，李綱率兵拼死抵抗。至二月，城仍未破，金兵恐生變故，燒殺搶掠后,撤回黃河以北。此間，開封城里，皇親巨富，由太上皇宋徽宗率先帶頭，沿大運河爭相南逃。沿途亦有殘兵敗將、散兵游勇,看著皇親國戚、貪官婪宦，載著滿船的細軟、金貴之物，棄國而走，憤然決河放水，將船只擱淺，盜搶財物。這在綱紀已蕩然無存的北宋之末，應屬正常。

然而，當金兵北撤之后，北宋朝廷已風雨飄搖，如強弩之末，在沿汴民眾流露失所的頹敗局勢下，通濟渠尚能二十余日塞而復通，這說明通濟渠的開鑿，遵循自然,修復較易，雖歷五百年淤淀，仍能快速疏浚復航，且不需耗費太多財力。如在和平時期，勞力充裕，恐疏浚時日更短。

第九章      漕運功能的喪失與大運河的衰敗。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的漕運功能喪失，決定了這段運河的衰敗。這在封建社會的宋元時期，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因為“漕運”帶有政治色彩，它維系著江山社稷。東西大運河的漕運功能喪失，就意味著它將被朝廷廢棄，失去朝廷財力的支持，對以黃河是為水源的大運河來說，淤淀與淺澀，最終走向湮塞，當然是命中注定。

但不容忽視的是：大運河除漕運功能之外，尚有很多其他功能。如：商旅、淤灌、排澇、軍事、續引黃河之水南歸東海等等。當然，封建社會里,經濟功能沒有政治功能重要；在封建社會里,經濟是在自然狀態下成長的，在財力分配上，統治者對經濟成長的扶植，只能在滿足政治統治之需后,分一杯羹。南宋、元、明、清時期，封建帝國已逐步走向日暮途窮，何來財力與膽識，重振隋唐大運河雄風？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在被大宋朝廷廢棄后，在走向衰敗的不歸路途中，仍有很長一段時間，還在為沿途的地方、百姓，以及宋金貿易;宋金對峙中的兵馬糧秣調運;金王朝移都汴京后的繼續對江淮地區的剝削掠奪，甚至金滅亡后的宋元拉鋸時期的，兵馬糧秣調運發揮著作用。當然，軍事用途一般史料都無詳細記載。但是，難免露出一些蛛絲馬跡，地方志中亦可發掘出一些史料。

總之，北宋滅亡之后，漕運功能喪失，就意味著被朝廷廢棄，但廢棄并不等于湮塞；隋唐大運河開始衰敗，正向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大運河在衰敗期，也同樣存在著生命運行的軌跡,也同樣在為東西南北的交流繁忙著。

繼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發掘之后，宿州市于2006年，與省考古研究所,共同搶救發掘了兩處大運河故道。筆者多次親臨現場,觀看了地層剖面，及發掘出的遺存。宿州市城區考古現場出土的大運河瓷，有相當數量的南宋及元代龍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窯系、鈞窯系作品。

安徽淮北柳孜考古發掘,也曾出土許多金代烈山窯瓷器?！痘幢绷芜\河遺址發掘報告》中稱，（第三期）“五段中，碗、盤均內澀圈，是1999年新發現的，淮北市南宋（金）烈山窯的產品。瓶為上白釉、下黑釉，肩部斜書“仁和館”款字，這種在瓶上書款的例子，在河北磁縣彭城鎮的宋代窯址中曾有發現?！薄霸掳咨G釉盤，是鈞窯系南宋（金）時期產品，綜觀第三期五至六段的器物特征和各窯口的燒制年代，將第三期五段定為北宋時期，六段定為南宋時期，第三期的年代為960～1279年。”以上所引該發掘報告，明確稱：出土第三期六段為南宋（金）代作品。但磁州彭城窯“仁和館”款四系瓶，顯系元代作品。

穆青先生在《彭城窯元代白地黑花瓷器的藝術特色》一文中論及：“大約從金代后期起，彭城窯開始迅速發展，元代彭城窯產品主要以白地黑花為主，其中，以盆、四系瓶和罐最具特色?！薄霸沓歉G的四系瓶產量相當可觀，而同期觀臺窯遺址地層中，卻只見梅瓶，未見有四系瓶出土。可見，河北磁州窯的四系瓶，基本上都是彭城窯生產的······頸肩之間安四系，系的形制絕大多數為上寬下窄扁泥條系?！蹦虑嘞壬€指出，這一時期的四系瓶，書寫各種“館”銘的，有“太平館”、“仁和館”等。注十一

該文中的描述與所登照片，均與淮北柳孜碼頭考古發掘中，出土于一號灰坑中的第27號，磁州彭城窯仁和館款四系瓶完全一致，（見照片11）另據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磁州窯文化叢書中馬小青、李六存編著的《磁州窯四系瓶》；亦認為彭城窯始于金末、盛于元。1999年8~9月，邯鄲市文物研究所對彭城鹽店、大廟坡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在元代地層中出土了大量四系瓶標本和殘片；且四系瓶的器型特征是：早期的是橢圓形近似圓形，元代主要是橄欖形。這說明磁州彭城窯元代作品仍在大運河通濟渠東段有流通。

也就是說，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元時期，隋唐大運河在“衰敗期”的運行軌跡。那么，我們怎么從典籍中進一步考證呢？

第十章       金代大運河運行的考證。

第一節、隋唐大運河在金代外貿與轉口貿易中的作用。

《金史》載：“皇統元年十月（公元1141年），都元帥宗弼與宋約，以淮水中流為界”。從此，南宋與金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宋金以淮河為界后，不久便開始了互市貿易，金稱“榷場”。榷場，乃“與敵國互市之所也”。注六 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對外貿易之“邊貿”場所。

金王朝是發祥于東北的女貞族，由于東北地區氣候寒冷、多山，農業一向不夠發達。女貞人的林獵制品，需通過貿易來換取農產品，以維持生計，故金人的貿易意識較強。宋金的榷場貿易，還可為宋、金王朝補充軍備物資和軍費。

見于《金史》的榷場記載較多：“海陵王正隆四年正月（公元1159年），罷鳳翔府、唐、鄧、潁、蔡、鞏、洮州并膠西縣所置者，而專置于泗州------五年八月，命榷場起赴南京（今商丘）。”注六

“世宗大定四年（公元1164年）復置泗、壽、蔡、唐、鄧、潁、密、鳳翔、秦、鞏、洮諸場”。注六

“泗州場，大定間（公元1161----1189年）歲獲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七貫，承安元年（公元1196年）增為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宋亦得課四萬三千貫”。注六

“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于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注六

《宋史.食貨志》“（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盱眙軍置榷場官鑒，與北商博易，淮西、京西、陜西榷場亦如之。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存盱眙榷場、余并罷”。注七 此處“官鑒”二字的含義應是設置出口驗關機構的意思。

從以上史料中可以看出，宋金貿易的榷場總少不了泗州和秦州，且有一段時間是僅置泗州與商丘（均在通濟渠沿線）。1159年罷所設諸榷場，專置泗州，說明泗州榷場設置早于1159年，應在宋紹興十二年（1142年）前后。

宋金對峙時，泗州與盱眙隔淮相望，宋為盱眙軍榷場，金為泗州榷場，對等設置。與榷場相配套的必然是運輸（那時只能是水運）。泗州居淮河之北，汴渠穿城而過，如汴渠水運不通，往北輸往金國的貨物，便無法北上，金人豈肯在此設場，商人豈肯來此“榷貨”？

載入《金史》的，榷場年稅收情況（歲獲），僅兩個。一個是泗州場，從上面引文看，歲獲增長很快，發展比較穩定，說明各方面配套較好。同時應是宋金貿易的最大榷場，才有資格作為代表載入史料。瓷器貿易，量大易碎，自古依賴舟船運輸，泗州榷場的博易量最大，恐其為主要的瓷器交易榷場有關。其他榷場或者不通水路，或者水運條件不如汴渠。

南宋與金對峙時期，淮河以北近半數漢民在金人 統治之下，民族文化的差異，使“尚青”的漢人，依然對龍泉窯格外垂青。漢人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對金人、民族壓迫的反抗，表現的往往比較含蓄。北方漢人使用南宋龍泉窯、景德鎮窯、建窯、吉州窯的精美器皿，既實惠，又寄托一種對宋朝的懷念，對金朝的不屑。這種消極的抵抗，導致宋金、宋元對峙時期，南方輸入北方的瓷器劇增。這種情形，在大運河考古發掘中，出土的瓷器辨認上，可以得到印證。以上南方四窯的瓷片出土量，均為大宗。另外，金代的耀州窯、定窯、鈞窯、磁州窯作品在隋唐大運河考古發掘中亦有出土，但量不及南方四窯，估計金朝輸往海外的瓷器，亦承宋制，從泗州轉口。運往揚州、明州（今寧波）、泉州出口。

另一個榷場,年稅收情況（歲獲）的代表，是秦州場。而秦州，是金對西夏和吐蕃的貿易榷場，也應是西北最大的榷場代表。

南方各地的貨物收購后，通過江南運河與邗溝，入淮河輸往泗州場。交易后，通過通濟渠、黃河、永濟渠向北，滲入金的屬地范圍。而另一途徑是：通過通濟渠，經黃河、入渭水，遡往秦州場，轉口西夏、吐蕃諸部，將西夏、吐蕃諸部的物資，再轉口泗州場，輸往南宋。(見附圖三)

秦州（今甘肅天水）居于渭水上游，下游經西安，入漕渠與黃河相接，即進入隋唐大運河。秦州，歷來是唐、宋王朝與吐蕃、西夏最大的貿易榷場，因為唐宋王朝加強軍備的好馬，產于吐蕃、西夏，秦州歷來是軍馬交易的主要集散地?！稗狂R至，徑鬻于秦州”注八鬻是賣的意思。宋金對峙之后，金地，隔絕了南宋與西北的馬匹貿易，必須經金國轉口貿易，南宋史料記載中，有關榷場貿易“輸入的貨物，主要是應選軍器之物及犬馬等”。注九，柳孜與宿州運河考古發掘中，均出土了大量的動物骨骼，馬骨所占比例，還應請有關專家鑒定分類。              

《金史》所載的當朝最大的兩個榷場，一個在隋唐大運河通濟渠的東端口，一個在隋唐大運河西端口的渭水上游，（見附圖三）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這是自然條件使然，是任何社會現象，都必然要遵循的自然法規。說明，同是中國先祖的女貞人，也有著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聰明才智。金朝利用隋唐大運河，建立了自己的外貿運輸、與轉口貿易運輸的水運系統，同樣也值得我們贊頌與紀念。

第二節．隋唐大運河在金代軍事上的作用

先從《宋史》記載的南宋兩次北伐，看金代通濟渠的軍事作用。

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簽訂了宋金“紹興和議”，南北戰爭出現了20多年的穩定時期。孝宗繼位后，于隆興元年（1163年），發動了“隆興北伐”。五月初，宋將李忠、邵宏淵率軍六萬，號稱二十萬，渡淮河北伐金國，先克靈壁，再攻占虹縣，乘勝打下了宿州，這即是戰史上著名的，先勝后敗戰例“符離之戰”。

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鎮江都統制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郭倪，率東路宋軍不宣而戰，先派武鋒軍統制陳孝慶，渡淮河攻泗州，宋史載：泗州有東、西兩城，領軍畢再遇，先佯攻西城，而自率勇士登上東城殺敵，東城金軍棄城而逃，西城金軍即降。五月初，陳孝慶部又攻占了虹縣。消息傳來，朝廷振奮，隨即公開下令北伐，史稱“開禧北伐”。東路軍主帥郭倪，調兵會攻宿州，結果大敗而歸，隨后又是屈辱的“開禧議和”。至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達成“嘉定和議”。

南宋的以上兩次伐金，都是由盱眙渡淮，然后遡汴而上，攻泗州、靈璧、虹縣、宿州。本來南方兵習水性，攻金渡淮又需舟楫，渡淮后遡汴而上，兵法上亦是順理成章之事，由此可見，金與南宋對峙時期，通濟渠東段是通航的，否則，沒理由屢次東路北伐，都是由此水路進軍。

再從《金史》記載史料，看金代通濟渠東段在軍事上的作用?！柏懙v三年（1215年），即遷于汴，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挽運者，歲十余萬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1222年），遂于歸德府（今商丘），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陜西，陜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車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船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于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弊⑹?/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