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八九鵝黃柳,千絲萬縷搖曳愁;
    絮兒飄零年復年,直與汴渠死相守。
    料峭嚴冬,稚嫩柳絲,雖弱不禁風,卻又迎風傾訴;柳絮隨風散盡,卻又年復一年。它像哀怨的冤婦,像質樸的農民,執著地訴說著汴渠的如煙往事。廝守了一千四百年的隋堤柳,終于在上世紀的最后一年(1999年),與柳江口碼頭的考古發掘,共同見證了汴河南線的存在,澄清了隋唐大運河走向的歷史懸案。
    其實,早在柳江口碼頭考古發掘之前,大量的證據就早已破土而出,只是因為中國的文化遺存太過豐饒,使得熟視無睹的人們,沒能及時破譯它所攜帶的信息流。
    她,就是“大運河瓷”?！按筮\河瓷”一定是產于大運河。運河是溝通水運的人工水道。隋唐時稱運河為漕渠、漕河、運渠。包括廣通渠、通濟渠、山陽瀆、刊溝、江南河、永濟渠,宋代始稱運河。
    中國的古運河很多,稱之為“大運河”者,乃是橫亙東西、縱貫南北的國之運脈。當然,可能有人會提及靈渠、漕渠、鴻溝、刊溝等隋以前的運河水道,應該說,這些水道多為中國分裂時期的產物,可冠之以“古”,不可冠之以“大”。它們是區域性的、封閉的水運系統,是階段性的探索成果。
    沒有大一統的江山為舞臺,怎能打造出頂天立地的宏篇巨制?時勢造英雄,就是要有背景。秦統一中國后,才有足夠大的疆域筑起萬里長城。后經兩漢而三分天下,歷魏、晉、南北朝,隋再統一中國,才又有了足夠大的疆域,開鑿“橫亙東西、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兩位統一江山的疆土開拓者,一個用確保北方安全的長城,成全了漢朝的文治武功;一個用四通八達的大運河,成全了大唐盛世。只有大統一下的中國,才有可能打造中國的運河之最、世界的運河之最,才有可能造就人類的奇跡。
    大運河始鑿于隋,由隋朝都城西安為起點,呈“扇形”東南、東北展開,溝通了海河到錢塘江的五大水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到了元明清時,由于政治中心北移,為了滿足京城朝臣奢侈的消費,因漕運需要,在原隋唐大運河的基礎上,經不斷改線、改造,收縮為以北京為起點、杭州為終點的,南北“線形”格局。
    在運河史上,隋唐大運河才能首先冠之以“大”,它是運河史的一個轉折點,它以足夠的“大”,撐起人類的奇跡,京杭大運河與隋唐大運河相比,“小”了九百公里。
    大運河之“大”,還體現在“意義重大”上,在漢語詞典中,重要也是一種“大”。隋唐大運河的意義可體現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四個方面,是全方位的。但到了京杭大運河時期,便只顧及政治需要了,那就是“漕糧”。
    漕運,在中國封建社會,具有一種獨特的政治功能,運糧看上去是一種經濟行為,但實際上卻是政治行為,因為古代的漕糧,就是中央的財政調撥,是實際可用于分配的財力體現。尤其是多事之秋,漕糧便成了穩定大局的先決,成了維系封建統治的懸絲。由是,自隋到民國津浦鐵路竣工前,大運河,便成了江山社稷賴以存續的漕運水道,在封建統治者的心目中,唯此為“大”。
    打開中國的三維地圖可見,西北高、東南低,故我國河流多為東西向,而極少南北向,在水運占主導地位的古代,通過運河,溝通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形成如此之大的水運網絡,這在那時的世界上,是無人敢望項背的。這是中國人民的智慧,也是大運河能夠成為世界遺產的根本所在。
    從地形和海拔標高上分析,隋代選擇以洛陽為轉折點,向東南、東北成扇形展開,來開鑿通達杭州和北京的運河,是最為科學、合理的。第一,利用黃河水源為主水源,流量可行;第二,利用自然落差調控高度,流速可行;第三,施工難度小,投資少,以人力開鑿為主,技術可行;第四,扇形展開,溝通五大水系及其支流,形成的水運網絡,比線形連結科學有效,交通覆蓋范圍合理;第五,東南漕糧,賑濟西北(即現代的南糧北調),非獨供京都,分配合理;第六,溝通“絲綢之路”,對外開放,功能多樣;第七,大運河構成的大網絡、大格局,對國家經濟來說,是促進大流通、大規模、大發展,貢獻巨大。
    而從北京至杭州的直線形收縮,從系統網絡上講,不科學、效益低。從技術上講,地貌北高南低,水量是北少南多,自然落差與水流量成反向,無法形成自然徑流,故只能在技術可行后,通過筑壩建閘,蓄水壇流,越嶺穿山,勉強通航。京杭運河史表明,從元至明,長達數百年,修筑無數次,截流引水,幾易路線,依然航道艱澀,難以為繼,直到清康熙年間,才基本改造成功。當然它同樣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高度智慧。但是,為什么元代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勞民傷財,勉為其難呢?究其原因,還是國運衰敗、國力孱弱,封建帝國雄風不再,僅能茍延殘喘所致。
    回顧歷史知道,隋唐統一后,盛世帝國、萬邦來朝,庫府充盈,開掘大運河,主要是為了通過通邊達海、以對外交流,遣兵應急、以強化統治,流轉百貨、以順暢貿易。當初,南糧北調的漕運功能并不強,盛唐時,年漕糧僅20萬石,除供朝廷外,還沿永濟渠北上,賑濟北方災民;安史之亂后,至唐末藩鎮割據,北方受長期戰亂影響,民不聊生,嚴重缺糧,隋唐大運河的漕糧功能才逐步加強,歷史記載,唐晚期為年漕糧230萬石。
    宋王朝統治三百多年,積貧積弱,先后被遼、金、西夏、元騷擾掠奪,邊事屢戰屢敗,割地賠款,甚至向遼、金納“歲幣”。宋朝多代無能皇帝,為延續統治、籠絡人心,大肆封官行賞,造成濫職冗員,賞賜無度,國用日巨,不得不加強對東南富庶之鄉的掠奪,至北宋大中祥符時,年漕糧已壇至700萬石,至此,大運河的漕運功能已發揮到極致。正是:“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痹ǘ即蠖?今北京)后,京杭大運河的改道,更是僅顧及漕運一事,以應穩定統治之急需了事。
    其實,如按合理布局,京杭之漕運,走海運線最為經濟,可省去京杭大運河穿鑿山嶺、筑壩建閘、蓄水引流之巨大投資,無奈兵弱船小,海運安全不保,只得縮回內陸,最終導致耗資巨萬,幾乎與沿海平行,再鑿會通河,以赴漕運之急。
    如果,客觀地、歷史地比較隋唐大運河與京杭大運河的變遷,評價南北大運河與東西大運河的作用、貢獻,我不得不說,它的作用,是從促進國家統一、經濟發展,而逐步走上了維持統治、茍延殘喘的末途,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運河史,是中國封建社會,由興盛到衰亡的歷史。東西大運河的扇形結構,優于南北大運河的線形結構。
    由于黃河泛濫,淤淀的黃沙,將隋唐大運河的部分河道,瞬間掩埋地下,大量的文物遺存被自然災害,用窒息式的方式與世隔絕,并完好地將大量信息保存下來,這條遁入地下的大運河,用大量的文物記載了運河昨天的信息。它們忠實地記錄下大運河的隋唐宋歷史,記錄下大運河:樞紐四面八方、融貫東西南北、流轉山澤百貨、調遣官商兵旅的歷史。
    這條地下大運河,在現代田野考古的發掘中,已是不爭的事實,了斷了隋唐大運河走向的歷史懸案,終結了汴渠南線、北線的千年之爭。這次成功的考古發掘,就是1999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安徽省淮北市柳孜碼頭考古發掘”。
    現在的柳孜村,就是當年大運河邊的柳江口鎮,發掘出土的石碼頭、八條唐代沉船,以及大量的陶瓷器及瓷片,第一次以嚴謹的田野考古成果,證實了隋唐大運河的走向,及當時舳艫相繼、綱運繁沓的,大運河水運狀況。尤其是堆積如山的“大運河瓷”片,作為不朽的信息載體,揭示了隋唐宋元時代,大量的信息流。
    “大運河瓷”,勾畫出了隋唐大運河,四通八達的水運網絡,從長期出土的“大運河瓷”中,可以辯認出:北有遼瓷,南有廈門同安窯瓷,西有西夏瓷,至于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流域內的唐宋各大名窯,更是應有盡有。
    “大運河瓷”,折射出了隋唐大運河當年,神通廣大的國之運脈功用。如果說,柳江口碼頭的發掘,僅僅是了斷了隋唐大運河走向的歷史懸案的話,那么“大運河瓷”的研究,遠比解決歷史懸案重要的多、有價值的多。從這個意義上講,“大運河瓷”的發掘,才是1999年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真正核心所在。
    地下大運河,以瓷片為主要載體,記載了大運河前七百年的歷史;地上大運河,用現貌反映了大運河后七百年的歷史,“大運河瓷”記載的信息流,可擔綱佐證大運河史的半壁江山，其功可彰。

　　

王紅五 王建設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