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亡于公元九0七年，梁太祖朱溫稱帝，立國號為梁，五代十國正式開始紀元。至宋太祖趙匡胤改國號為宋，共歷53年。隋朝雖立國僅37年，但在陶瓷發展史上尚占有一席之地。后人對隋代白瓷、青瓷的演進和發展，器型及燒造工藝的特征、產地和窯口的記載都較明確，而五代時期，雖比隋代歷史還長了16年，但其在陶瓷史中的地位明顯不如隋代。
我想，這大概和隋代帝王在歷史上，比五代時期的帝王，影響要大的多有關聯吧。隋文帝楊堅開疆拓土，統一了中國；設官置署，奠定了中國封建國家官僚機器的架構；首開科舉，創立了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的人事制度，他的機構和人事制度，一直被唐、宋、元、明、清歷代所仿效沿用。隋煬帝楊廣，開鑿大運河，勾通了東西南北，為大唐盛世鋪墊了堅實的基礎。楊堅流芳百世，楊廣遺臭萬年，不啻是中國歷史上的兩顆原子彈。而五代十國時期的53年間，卻歷經五個朝代，先后傳了八姓十四帝，同時，還并存著十個諸侯國，它們占據著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除北漢附遼，自稱“侄皇帝”，與遼國共同占據西北一帶）。這一歷史時期，似乎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朝代更換幾乎達到十年一朝、四年一帝，朝廷統治僅及江淮以北的半個中國。這種錯綜復雜的政治格局，使這段歷史變得撲朔迷離。研究陶瓷史和研究其他專業史一樣，如果不先理清這一時期的政治史、社會發展史，就無法研究它的陶瓷史。因為社會的發展，陶瓷手工業的發展是沿著政治史、經濟史這兩條主線展開的。
一、五代時期窯業大發展的歷史背景
許多史學家面對紛繁復雜的五代史，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感覺，便往往將五代時期的陶瓷發展史一筆帶過。有的把它作為唐代的一個章節，有的把它作為遼代的一個章節，我認為，這對于這個時代,是很不公平的。在這一短暫的朝代里，“景德鎮窯”開始點燃的窯火，不僅日后稱霸了世界，而且燃燒至今。在陶瓷發展史上，五代時期，還有著名的“秘色瓷”和“柴窯器”，它們都是中國歷史上陶瓷作品的巔峰制作！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但它們也同撲溯迷離的五代政治格局一樣，至今云遮霧罩、面目不清。雖然近幾年，圍繞著揭秘“柴窯器”，又牽出了五代時的許多燒造貢瓷的窯口如：黃堡窯、宣州窯等，以上這些窯口足以撐起五代陶瓷史的門面，但仍未引起陶瓷史界的足夠重視，仍未能還五代陶瓷史一個應有地位。
馮先銘先生主編的《中國陶瓷》一書“五代的主要瓷窯”一節，著重介紹了河北曲陽窯（宋定窯）、河南密縣西關窯、浙江慈溪越窯的黃鱔山、燕子沖、瓦牌山三個窯址，江西景德鎮窯的勝梅亭、西虎灣、湖田、黃泥頭四個窯址。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的《中國陶瓷史》一書，將唐與五代合為一章，在每節之后附帶一筆，在介紹窯口時有：越窯、甌窯、婺窯、越州窯、長沙窯、景德鎮窯、密縣窯、西山窯、鞏縣窯、蕭縣白土窯、銅山窯、淄博窯、邢窯、曲陽窯等十四個窯址。
筆者查閱了《中國全史。九?！匪逄莆宕洕酚嘘P五代時期窯業的記載：“制瓷業”以越窯（紹興）、西山窯(溫州)、岳州窯（湖南湘陰）、潮州窯（廣東潮州埠含山）、琉璃廠窯（四川華陽）五處和江西景德鎮勝梅亭窯為最?！吨袊贰酚涊d的六處窯址均在江南，《中國陶瓷》與《中國陶瓷史》所記五代窯址雖數量不同，但江南、江北各居一半?！吨袊贰冯m只記了六處窯址，但其中有廣東潮州埠韓山窯和湖南岳州窯，《中國陶瓷》《中國陶瓷史》中均未述及。且《中國陶瓷史》中稱“廣東地區還沒有發現可以確認為五代的青瓷窯址?！笨梢姽盘沾墒方纾瑢ξ宕奶沾墒费芯?，確實有待深化。其實，了解五代歷史的都應該清楚，中國歷史上，爭奪朝廷(政權)就是爭奪中原，所謂“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使長江以北的中原大地連年征戰，兵戈鐵馬，人民流離失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北方易碎的陶瓷，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時代，既無市場，又無人愿意投入，窯場只能茍延殘喘。與此同時，長江以南九個小諸侯國，隔岸觀火，劃地為牢、豐衣足食，漸入奢華。以致南漢國皇帝，連尿壺都鑲滿珠寶。這一時期，得到長期休養生息的江南九諸侯國，面對方興未艾的世界陶瓷市場，全面繼承了大唐帝國的陶瓷出口市場，為滿足國際市場對中國陶瓷制品的需求，在窯業的發展上，有了長足的挺進。因此，我以為《中國全史》所記的江南六窯應較確切，應該還遠不止于此。五代時期，除以上三本史料已記載的之外，偏安江南的著名窯口，還有“南唐官窯”宣州窯，產品號稱“宣州雪”；生產了荊南名瓷高足碗的南平窯。江南窯口，應在規模和產量上，比江北的窯口有了質的飛躍。
縱觀五代十國時期的歷史走勢和格局變化，可以肯定地說：該時期的窯業發展，無論在新建窯口的數量上，還是規模上，南方都應超過北方，成為該時代陶瓷手工業發展的主流。因此，研究五代陶瓷史，我認為應將研究重心，放在研究南方窯業的發展上，重點搞清該時期在南方各諸侯國區域內，新建窯口的位置、數量、規模、創新產品，及其在陶瓷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五代時期不僅出現了“秘色瓷”、“柴窯器”,而且，還創造出了有史以來的第三大瓷種“青白瓷”。不但青白瓷在歷史的長河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它還衍生出歷久不衰的“青花瓷”；從而，確立了景德鎮在世界上的“瓷都”地位。這一新產品的出現，從研究瓷都---景德鎮發展史的角度講，它開啟了世界陶瓷史上新的、也是最重要的歷史階段。
二、關于五代時期器型的復雜性
辨識五代作品的器型特征，一般較注重五出筋、五葵口、唇口、玉璧底或玉環底；盤、碗則多為花口，北方窯口出現穿帶壺、倒流壺，南方窯口推出夾梁蓋罐；執壺的流，開始發生顯著變化，由圓短流，發展為曲流，但又較宋代的曲流短；胎料配比與成型工藝都有改進，碗盤盞盅的胎壁較唐明顯變薄，器型也由唐之圓潤肥腴，向宋之清雋瘦秀過渡。裝飾上，越窯出現褐彩劃花紋飾，定窯則較多“官、新官、易定”刻款。
唐、五代、遼、宋的制瓷業，在胎、釉、器型、工藝、紋飾等方面發展變化的脈絡，是十分清楚的。但在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的過渡器型，有何明顯的界定，很難找到依據。晚唐、五代、北宋早期的器型交叉，被錯誤斷代的情況應當不少。因為五代時，窯業較為發達的南方九個小諸侯國，在晚唐藩鎮割據時，即已逐漸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雖未公然稱帝，但已自成體系，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受唐朝廷“官樣”的影響明顯減弱，皇家占統治地位的審美標準，由于諸侯割據而不再是一統天下，諸侯開始按照自己的喜好燒造器形。
五代之后，趙宋王朝建立之初，也是先得中原，而后南漸，逐步統一起東南各諸侯國的，各諸侯國在朝代的更替上，又多與北宋早期有一段交叉。大宋最終完成統一大業，已至第二代皇帝趙光義登基之后幾年。南方青瓷的代表----越窯所在的吳越，一直延續到大宋立國十九年后才降宋。吳越錢氏傳了五代，共85年，先后有32年與唐和宋交叉（五代僅傳承了53年）。這些交叉的歷史，客觀上對嚴格界定相關朝代的作品不利，造成了五代器型在斷代上的復雜性。
另外，江南諸侯國較多。五代時，南方雖相對兵戰較少，但相互間依然有吞并割讓之爭，以致邊界版圖也屢有變更，州縣更、廢，亦多不可考究其詳。加之文獻中，對小諸侯國的歷史記載又較簡，在研究五代陶瓷史時，確定窯址的具體位置、所隸屬的行政區劃，確定準確的朝代紀年，亦即斷代、斷窯口上，都會帶來一定的難度。
三、關于五代時期的“柴窯器”問題。
關于“柴窯器”，因為至今仍是個千古之謎，只見于文字記載，而不能確認遺存。因而，對陶瓷界的權威、泰斗們，是個“慎談”的題目。我在本章的開篇既已開宗明義，呼吁陶瓷史學家善待“五代”，還其本來面目，還她在陶瓷發展史上的一席之地。故筆者勇敢地將五代十國陶瓷史辟為一章。即便是拋磚引玉，也得提出幾個課題，以啟發大家的思路，逐漸構筑起“五代陶瓷史”的框架。由是，不揣冒昧，涉足了“禁區”。
關于“柴窯器”，雖后世有文字記載，為后周世宗柴榮所建官窯，但具體窯址至今眾說紛紜?！昂笾堋笔俏宕鷷r的最后一個朝代的太祖---郭威所立國號，世宗柴榮繼承，他們勵精圖治、革除積弊、倡導統一，政治清明，是五代時最輝煌的一朝?？上纱实蹐陶蛔憔拍?，但史界認為，他們為大宋的統一江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昂笾堋笔雷谠谖粌H五年，平定中原后，先后攻取秦鳳、三征淮南、收復三關、盡復江北大地，把五代初形成的中原與吳越，在東部以江淮為界的版圖，擴大到以長江為界。首開了向南統一國土的先河。否則，后人記史時，不會對這一朝僅三代九年的政績，有如此之高的評價。如對后周一朝九年，治世的大政方針和政局變化進行研究，我覺得，不論是郭威還是柴榮，都不大可能有時間和興趣去營造“官窯”，生產“柴窯器”。至于周世宗的兒子，年僅七歲，繼位僅數月（是為恭帝），則更不可能去造出精美的“柴窯器”。郭威在位三年，剛一繼位就“詔罷四方貢獻珍饈”，“又罷戶部營田務，解除租牛課稅”，減輕稅賦，讓久經戰亂的百姓得以休養生息。他說:朕起于寒微，倍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況且，其在位僅三年，象他這樣的君王，恐怕不會在短暫的執政期，去營造什么“官窯”。
而傳說中最言之鑿鑿的“柴窯為后周世宗柴榮燒造”之說，以我之見，亦不可能。世宗繼位之初，即逢遼兵入侵西北，世宗御駕親征，高平決戰后，方始扼制了遼與北漢的進攻。之后，他革除弊政、懲治驕將、選賢任能、澄清吏治，這一治又是兩年。待百姓稍事生息，他又率軍親征三年，“以治伐亂”，先后攻取秦鳳、三征淮南、收復三關，最終病死在抗遼的征戰中。在位五年，戎馬倥傯、南征北戰、食不甘味、席不暇暖，何來興趣與雅致研究陶瓷容器？如說他在金戈鐵馬的選、養、造方面，有一定造詣，尚在情理之中。
古陶瓷燒造方面有建樹的帝王，盛唐李世民、李隆基之唐三彩；偏安江南的吳越國錢氏之“秘色瓷”；昏庸奢華宋徽宗的“鈞、汝、官窯器”；以及宋徽宗的兒子南宋高宗趙構，坐穩南宋小朝廷后，之燒造“南宋官窯器”。這些帝王均與世宗柴榮這種勵精圖治的初創期皇帝，在時局、喜好上，大相徑庭。如世宗帝能再坐上個十年的金鑾殿，此“柴窯器”到有可能出自他意下。僅此五年短暫的執政，時間上，實在容不得他造出驚世之作。
披閱有關記述古陶瓷的古籍史料，至今尚未發現五代、宋、元時期，有關于“柴窯器”的記載。去年曾鬧騰了一段時間的歐陽修（北宋）《歸田集》中，所記有關柴窯片斷，后亦成為子虛烏有。目前只能確認，有關柴窯器的記述，仍是從明代開始的。精美絕倫的柴窯器出現后，長達五百多年未見史載，這實在是超出常理、令人費解的謎。
搜集一下“朱明”一朝的文獻，筆者共發現在一十三人的著述中，論及“柴窯器”?，F恭錄于后，至于清及民國的記載，無非大同小異，就不再列舉了。
1、曹昭的《格古要論》（王佐增補）：“柴窯出北地，世傳柴世宗姓時所燒者，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膩，有細紋，多是粗黃土足，近世少見?！?/strong>
2、文震亨的《長物志》“窯器，柴窯最貴，世不一見。聞其制：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未知然否？”
3、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說》“世稱柴、汝、官、哥、定五窯，此其著焉者”。
4、田藝衡的《留青日札》“至吳越王時益精，臣庶不得用，謂之秘色，即所謂柴窯也。有云：若有看柴窯，雨過天青色”或曰“柴世宗時始進御也”。
5、高濂的《遵生八箋》“高子曰：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然柴則余未見之，且論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是薄瓷也，而曹明仲則曰‘柴窯足多黃土’何想懸也！”
6、谷應泰的《博物要覽》“昔人論柴窯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
7、周履靖的《夷門廣牘》“柴窯出北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粗黃土，近世少見?！?/strong>
8、張應文的《清秘藏》“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余向見殘器一片，制為絳環者，色光相同，但差厚耳。’
9、黃一正的《事物紺珠》“柴窯制精色異，為諸窯之冠。”
10、張謙德的《瓶花譜》“尚古莫若銅器，窯則柴、汝最貴，而世絕無之?！?/strong>
11、謝肇淛的《五雜俎》“陶器，柴窯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天晴云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strong>
12、徐慶秋的《玉芝堂談薈》“陶器，柴窯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璧同價，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裝飾玩具，而成器者不復見矣?！?/strong>
13、呂震等撰的《宣德鼎彝譜》“內庫所藏柴、汝、官、哥、鈞、定。”
以上明代十三人的著述，仔細揣摩，沒有一人明確稱：親見過柴窯器，大都稱其：不可得、不復見、世絕無之，記事之人均為耳聞言傳，道聽途說。且以上文字均不屬史志，可信度較低。清、民國的著述者，亦如是。親眼所見而記之的，只有清朝的乾隆帝。載于《清高宗御制詠瓷詩錄》的詠柴窯器御制詩有五首：其一《詠柴窯枕》“色如海玳瑁，青異《八箋》遺。土性承足在，銅非鉗口為。千年火氣隱，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龍艘落葉斯?！?/strong>
其二：《詠柴窯如意枕》
“過雨天青色，《八箋》早注明。睡醒總如意，流石漫相評。晏起吾原戒，華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積薪成。”
其三：《詠柴窯碗》
“治自柴周遂號柴，冠乎窯器獨稱佳。鏡明紙薄見誠罕，足土銅口藏尚皆。內府數枚分甲乙，《夷門廣牘》類邊涯。都為黑色無青色，記載誰真事實諧?！?/strong>
其四：《詠柴窯枕》
“《遵生》稱未見，安臥此何來？大輅椎輪溯，春天明鏡開。薦床猶蟹爪，藉席是龍材。古望興遐想，宵衣得好陪。堅貞成秘賞，苦窳漫嫌猜。越器龜蒙詠，方斯信久哉?！?/strong>
其五：《官窯小瓶》
“宋時秘色四稱名，不及柴窯一片瑛。下視永宣茲又貴，由來品第鮮常衡?！?/strong>
從以上御制詩文的字里行間看，清宮似有柴窯器典藏，乾隆帝不僅見過，而且還安臥過柴窯枕。但這五首御制詩所記載的所謂柴窯特征，與朱明時期十三人所著述的柴窯器之特征有的相同，有的相去甚遠。明代的民間記述為“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足多黃土”，而乾隆帝的記述似有兩種類型，一種是“色如海玳?！薄岸紴楹谏珶o青色” 、“足土口銅”；另一種是“過雨天青色”、“鏡明紙薄”。
御制詩中的前一種，倒頗似吉州窯的作品。而目前已被研究者加入“柴窯器”競選的窯口有：汝窯、鈞窯、黃堡窯、景德鎮窯、越窯，都屬于后一類“天青色”型。
現代，國內、國外均有學者認為，較為符合史料記載特征的，應是景德鎮湖田窯之影青精品。此種猜測，筆者不敢茍同。因五代時景德鎮為南唐所據，不在后周的疆域之內。若為后周官窯器，起碼應在后周的版圖內，即應在江淮以北的中原之地。因此，如以景德鎮窯影青器入選，只可能是小諸侯國的貢品，類似于越窯的“秘色瓷”性質。但是，景德鎮制瓷業的歷史，又無五代時，已作為南唐國貢品進貢的記載。
倒是黃矞的《瓷史》中有“宣州瓷窯，為南唐所燒造，以為供奉之物，南唐后主猶好珍玩”“邑人有劉慶者，昔從軍至寧國南陵縣（皖南），掘壕溝發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號磚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斂，作平坦勢，唇緣外倚，無釉，底頑實，足亦糙，內起六楞，色卵青而微灰，碎紋如毛，近足處釉乳紺黑，若浮拭以漆，蒼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瑩欲透。南陵古宣州域，真宣州窯器?！钡挠涊d。這里所說的今安徽宣州的古窯器，《景德鎮陶歌》中亦有“嫩荷寒露透琉璃，縹色何如秘色瓷。昨晚月圓新試碾，宣州雪白鳳州詩”的記載。
五代時的南唐宣州，現已發現的古窯址有：東門渡窯、涇縣窯頭嶺窯、琴溪窯、繁昌縣柯家沖窯等，究竟誰是正宗的南唐官窯“宣州雪”尚不可考。不過筆者倒是有幸，在宣州的一家古玩店里，覓得白釉水盂一只，為白胎、白釉、臥足，頗似“宣州雪”，接近定窯而不是定窯。
白釉臥足水盂 腰部最大徑7.8厘米 高4.2厘米 口徑2.7厘米 右圖為底足。 |
白釉臥足水盂
腰部最大徑7.8厘米 高4.2厘米 口徑2.7厘米 右圖為底足。
五代時江南的吳越國向中原進貢“秘色瓷”，南唐國向中原進貢“宣州雪”，當然《瓷史》也是成書于清代。筆者尚未見到更早的文獻記載，是否與“柴窯”概念的產生如出一轍？也未可知。但筆者認為，如景德鎮影青和“秘色瓷”可以加入“柴窯”競選，那“宣州雪”、“吉州玳瑁釉”豈不也能忝列候選隊伍？姑且作此猜測吧。最終，還需象秘色瓷出現法門寺地宮“金銀寶器衣物帳”，那樣的轉機才能定論。
“世傳柴瓷片，寶瑩射目，光可卻矢”（見《景德鎮陶錄。古窯考》）。柴窯已慢慢被后人演繹為“神器”，可避箭矢。大概是只有官窯才能造此神器吧？因為君權神授。中國歷史上，后人喜歡把無主的功勞，記在他們所鐘愛的君王頭上，五代一朝，后人評價最高的，也就是后周柴榮皇帝了。后人遂把制造精美柴窯器的功勞，附會于他。這在歷史上也有許多先例，如按這一思路考慮，尋找柴窯的時限，可擴大至五代十國的五十三年間，范圍可增至中原及十個諸侯國的廣大區域。但只能是后人演繹的所謂“官窯”了。
關于柴窯器系湖田窯燒造之說中，把影青的積釉泛青，理解為“青如天”；由此，我想到了五代定窯或邢窯也會因“積釉泛青”而有柴窯的“嫌疑”。
其一，定窯與邢窯，五代時均生產貢御之瓷，分別帶“官”字款和“盈”字款，盈字款為皇宮“大盈庫” 庫房的簡稱，邢、定二窯，五代時均為貢窯，是有典籍可考的。
其二，邢、定二窯均居中原，屬后周的版圖，具有成為“后周官窯”的基本條件。
其三、五代時，邢、定二窯即已得到高度發展，而景德鎮窯的青白瓷尚處于初創階段。就產品質量而言，尚不能達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贊譽，而邢、定二窯的質量，當時均應超過景德鎮窯許多。不能把景德鎮窯宋代的業績，記到五代時的頭上，而與柴窯混比。
其四，據考，定窯燒造工藝是在五代時，由燃柴改為燃煤的，俗稱燃柴的窯為“柴窯”燒造，而定瓷中柴窯燒造的白瓷，在感觀上，最大的區別就是泛青，而煤燒的泛牙黃色。柴窯燒出的泛青瓷器，在積釉處亦近似影青，有“青如天”的感覺。行內為區別新老，把柴窯所出器皿喻為“青如天”。天長日久，被后人演繹為后周官窯---皇家燒造---為神器---為真龍天子所燒造。。。。。。
這在古代，窯業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見諸文獻記載，只能在民間口傳言播，而漸被失真、神化，也是非常自然的變遷。在柴窯器沒有揭秘之前，此假說，姑且也作為一種猜想吧。
柴窯器的尋蹤，使眾多古陶瓷愛好者魂牽夢繞，由是,產生出許多離奇古怪的猜測。這些猜想可為尋找柴窯，提供寶貴的線索，為“柴窯器”的最終浮出水面,縮短時日。它們也像歌德巴赫猜想、科學幻想、科學預言一樣，為后人的探索揭秘、啟迪思路,指點迷津。因此，我才不厭其煩地選輯史料，并與幻想者為伍，以期使“柴窯假說”更臻完善。
圖為五代黃堡窯青釉深腹碗。殘長12.5厘米。黒灰胎、青釉泛綠、滿釉支燒。
四、關于五代黃堡窯
為區別于宋代的耀州窯，古陶瓷學界，將五代的耀州窯址稱為“黃堡窯”。筆者曾數次赴銅川市調查耀州窯址。印象最深的,還是五代時黃堡窯作品的精湛和青翠。她的釉色之美腴、胎質之細膩，絲毫不遜于越窯的“秘色瓷”。黃堡窯在器型上，有官氣十足的深腹碗，有聰明絕頂的倒流壺；釉色上，有酷似秘色的“艾葉綠”；胎料仍是單一的坩土礦石，雖經反復淘洗漂練而成，不屬二元配方。但其胎質、胎色、硬度已幾近南宋官窯的黑色胎質---鐵骨胎。施有一層薄薄的化妝土，由內而外地泛出幽深古雅的艾綠色，光瑩奪目，玻璃質感強，并開有細碎紋片；工藝上滿釉裹足，用石英沙粒團支燒；先于定窯、景德鎮窯，出現了剔刻技法的高浮雕紋飾。 五代黃堡窯青釉高浮雕牡丹紋執壺
這些到南宋才為其他名窯逐漸采用的制瓷工藝、技法，在五代時就集于“黃堡窯”一身，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歷史上，一個窯口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已屬不易，若兩個方面同時有重大突破，必定會造出當朝著名窯器。而五代時的黃堡窯，不僅在器型、釉色、紋飾三個外在方面有重大突破，而且還在胎質、燒造工藝兩個內在方面，同時有了重大突破，它的作品在 當期的陶瓷器中地位之顯赫，可想而知。
初識五代黃堡窯的作品，她所給你的震撼，會使你頓悟，她之所以能突破唐代“南青北白”的格局，而兀樹起“北方青瓷”的旗幟，形成“耀州窯系”；在宋代六大窯系中，能占有一席之地，是她的內在潛質之必然。
陜西考古研究所編印的《五代黃堡窯址》一書稱：在發掘銅川第四中學附近的五代黃堡窯窯址時，共出土了十四件帶“官”字款的青瓷碗、盤瓷片，多仿金銀器造型。胎為灰色，裹釉支燒、制作精細、格調高雅、釉面瑩潤、開細密紋片。疑為古瓷書中記載的“東窯”或“董窯”作品。現有學者又疑為五代時的“柴窯”。筆者認為，五代時的黃堡窯，有此高檔產品，而未見諸于史料記載，確實有讓人費解之處?；蛘?，當時被記為“柴窯”或“東窯”也未可知。但《宋史》中，確有耀州瓷器貢御的記載。五代窯址出土的“官”字款器皿，不僅明確表明該窯曾沾“官”氣，而且曾為貢品、為宮廷御用則屬確鑿。
以上，我們從撲朔迷離的“柴窯器”，說到“秘色瓷”、“宣州雪”，說到有“饒玉”美譽的景德鎮窯，疑為“董窯”的黃堡窯，這些古陶瓷歷史上，至高無上的巔峰制作，難得一見的“神器”，都產生在五代十國的一朝五十三年間。這絕非偶然天成，它必定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應是社會發展的規律使然。
五代時期的戰亂，造成了政權的頻繁更替，可謂朝秦暮楚。五十三年間，五朝八姓十四帝，似乎是中國封建社會最不穩定的時期。中原五朝的定都，搖擺在西安與洛陽之間，十個諸侯國又先后有十幾個都城，這種政治中心的多元化和遷徙不定，都將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窯業的發展。那么五代的制瓷業，究竟是如何在動亂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呢？又是如何化害為利、化腐朽為神奇、創造了五代時期窯業的輝煌呢？分析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隋唐兩朝，一統江山的穩定時期，長達三百多年。這一時期，中國的制瓷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有了殷實的家底和空前的規模。同時，隋唐大運河將西部、北部窯業的生產，與海上陶瓷之路的起點，江都、明州、泉州相連接。中國陶瓷取代了貴重的金銀器，占領了亞、非、歐的沿海市場，國際市場為中國的制瓷業，提供了豐厚的利潤和積累，有了殷實的家底，使中國的制瓷業，逐漸產生了抵御市場蕭條萎縮的能力。這是五代時期所接受的隋、唐兩朝在經濟上的傳承。
2、隋唐兩朝三百多年，制瓷業所形成的“南青北白”格局，以及以壽州窯為代表的黃釉，以唐三彩、長沙窯、魯山窯、邛崍窯為代表的彩釉，均在制瓷工藝上有了創新突破。如：白瓷燒造技術的成熟，匣缽盛燒技術的推廣，彩釉技術的成熟，窯內氣氛控制技術的日臻純熟，分工的進一步細化等，為制瓷業的推陳出新、研精創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是五代時期所接受的隋、唐兩朝在技術上的傳承。
3、由于隋唐兩朝在經濟與技術上，為五代時期窯業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一些有遠見卓識的窯主，在長達五十三年的分裂戰亂時期、在生產萎縮、市場蕭條的境遇中，得以苦練內功、禪精竭慮，研發精品。正是：是金子什么時候都會發光。唐代海運初開，海外市場廣大，產量劇增，難免蘿卜快了不洗泥，熟練工匠也無暇精雕細琢，謀篇布局；在原料的淘洗捏練上，不能過于耽誤工時，作品難免不精、不神，工藝亦趨向減化、程式化，以便于操作、提高產量。五代時期生產萎縮時，精明的窯主必然會精減小工，留住骨干技師，以圖東山再起。而那些畢一生精力，癡心制瓷藝術的工匠，閑暇之余，可用心推敲、細心揣摩、反復試驗、分析比較、日積月累，以為后來蓄勢待發、一鳴驚人。戰亂為中國的窯業，提供了總結、提高的寶貴機遇。
4、五代十國時期，中國雖然分裂為若干諸侯小國，但仔細研究一下，以上幾個較有成就的窯口的地理位置，就會發覺，五代的分裂格局，其實對這幾個窯口出口貿易運輸的影響都是不大的。首先，越窯在吳越國的版圖內，它的出口有自己的揚州港、明州港（寧波）；吳越與中原以淮河、長江為界，隋唐大運河的通濟渠段，盡在中原朝廷的掌控之中，越窯瓷器東出海外、西貢朝廷，運輸是沒有問題的。
其次，地處中原的黃堡窯，依舊按進京路線到達洛陽后，繼續沿隋唐大運河東進，在泗州汴口或淮安清口，與吳越交割貿易，或假道吳越的刊溝、江南運河、浙東運河出海貿易。
第三，柴窯如在中原，運輸亦如法炮制。
第四，“宣州雪”和景德鎮“饒玉”，均在南唐國版圖內。南唐與吳越兩國相鄰，水運可沿長江東進，或在邊界交割，或假道吳越的長江出海也很便利。與中原的黃堡窯一樣，反正是對外貿易，通關驗貨多一次也是不能怕麻煩的。從隋唐大運河出土的遺存分析，五代時期大運河是通航的。唐代時，瓷器的國際市場已經打開，瓷器較金銀器，在價格、性能、衛生安全等方面都較優越。國際市場需求很大，作為世界制瓷中心的中國，中原的戰亂，使偏安江南的吳越和南唐，魚利了海外市場，狠發了一筆橫財。所以五代時，這兩個小國都富得流油，絞盡腦汁造出貢瓷，孝敬中原朝廷，讓他們別擔心乖孩子，盯著逆子，狠狠地打、慢慢地打。
5、如果沒有隋唐時期的積累和傳承，沒有已經開發成功的國際市場，五代時的窯業，就不可能取得如此神奇的成就，創燒出如此精美絕倫的作品。晚唐藩鎮割據時的兵荒馬亂已有幾十年，加上五代一朝五十三年，公元九世紀下半頁，到十世紀中葉，將近一百年，中華大地都處在戰亂之中，一個成熟的工匠，是熬不過這漫長歲月、而再造輝煌的。他需要一代一代的傳承，象愚公移山一樣，子子孫孫、口傳身授。中華文明之所以博大精深，正是由這樣一代一代的傳承。雖歷經戰亂遷徙，哪怕失業改行、顛沛流離，那些有心的工匠，也不忘傳承、光大這門手藝。所謂隱居深山、身陷囹圄，仍不乏著書立說，
苦練絕技之“癡人”。這就是中華民族特有的“民族魂”，這是一種對民族文明的責任感，是先人們生命演繹和傳遞的意義。
五、五代時期的大運河瓷
為給五代時期的陶瓷史鳴不平，呼吁在中國陶瓷史中給五代十國一席之地，讓“柴窯器”、“秘色瓷”、“宣州雪”、“饒玉”“黃堡窯”能夠堂而皇之地入冊在籍，以上，我用了很大的篇幅，為五代陶瓷史提供了一些資料。下面還是說一說五代十國時期的“大運河瓷”吧。
汴河（隋唐大運河通濟渠）在五代時期，雖已無漕運之要務（東南之地，已盡為諸侯之國，不再賦稅），但650公里的汴河運道，卻盡在中原帝國的掌控之中。即使作為通達政令的中樞、調兵遣將的水路、航旅貿易的渠道，五代帝國版圖內的汴河，在這一時期的五十三年間，還是應該保持其通暢無阻地。況且，中國歷代帝王，雖在諸侯割據、實際控制區縮小的時候，承認國力有所減弱。但不論何時，都未承認過主權的喪失，都要在交通上，主動保持與諸侯勢力的溝通。
據《泗洪合志。汴河考》記載，“泗州與虹縣皆跨汴而城，其上游靈璧、宿州亦然?！薄芭f州治西，有橋跨汴河，名曰汴泗橋”。泗州分為東、西二城，汴渠（隋唐大運河）穿城而過，注入淮河。古泗州城，沿汴渠兩側，均筑有城墻，活脫脫一個水上要塞，易守難攻，在汴口，若依汴泗橋設卡，即可控扼此水路。五代時，淮河之南為吳越國所據，吳越錢氏一向納貢稱臣，并非好勇斗狠之輩；吳越對中原，即無犯境之虞，又有糧草后援之需。因此，五代時，從中原帝國的利益角度考慮，沒有廢棄汴渠的理由。
只是五代時期，中原戰亂不斷，朝廷財力多用于征戰，對通濟渠難免疏于修浚，航道淺澀；加之，通濟渠又是連接南方膏腴之地的黃金水道，常發生兵匪劫掠，航道失事較多。從形成文物遺存的角度分析，河道疏浚少，航道條件差、失事多，都是形成大量文物遺存的有利條件。尤其瓷器，既不是兵匪打劫的目標，又要殺人滅跡，那么這些笨重易碎的瓷器，便只能葬身水下。當年的殉葬品，成為后世的文物，正是古董的一條重要來源渠道。所以，五代歷史雖短，大運河中遺存卻不少。
我所見到的五代時期的大運河瓷，都十分精美，北方的窯口有邢窯、定窯、鞏縣窯的白釉、唇口玉璧底碗、五出花口的筆洗、穿帶壺、夾梁蓋罐，應多為出口外銷產品。
上圖：五代鞏縣窯白釉荷葉洗?？趶?0厘米 高8厘米 五出花口，三泥點足。
下圖：邢窯白釉穿帶壺 高17.4厘米 口徑6.5厘米 底徑7.2厘米
穿帶壺為五代典型器，底足墻的切削工藝，具有邢窯的明顯特征。應為外銷瓷。
下圖：白釉唇口玉環底碗：口徑13.2厘米。底足無釉，工藝精良，胎骨潔白、粉細。從工藝、胎質、釉質看，即不同于邢窯、定窯、鞏縣窯，也不同于磁州窯。
上圖：白釉唇口玉璧底碗 口徑15.5厘米 釉面有明顯淚痕 胎質細膩堅致 應為五代時定窯所產精品。
南方的窯口有越窯秘色瓷的玉璧底碗、盤、盞，長沙窯彩繪碗、盤、執壺等，應多為供奉之物。
上圖： 五代越窯的玉璧底碗，隋唐大運河出土?？趶?4厘米
下圖：五代越窯玉璧底碗，從胎質和釉色看，應為慈溪上林湖地區中心窯場作品。
口徑11.9厘米
下圖與上圖應屬同一產地，都是隋唐大運河遺址沿岸征集品。作品十分工致規整，與北方的白釉玉璧底碗相比，明顯小巧俊秀。
五代時期，地下大運河中出土的古陶瓷，在胎釉的燒造火候上，應是一個分野。五代時，北方一些窯口開始以煤炭為燃料，燒造瓷器，窯室溫度高，瓷化程度高，但北方受戰亂影響，產量較少，因而進入大運河的流通量也較少。而南方開始發達起來的制瓷業，因無煤炭開采，仍沿用木柴為燃料燒制瓷器，相對火侯較弱。那么，火候較弱的大運河瓷，胎體就不夠堅致，釉面就容易沁入土、堿，邊楞較容易磨損。
隋唐、五代時期的陶瓷器與宋、元時期比較，從胎釉的火候上一般應該較容易辨識。五代及其以前的大運河瓷，與五代以后的大運河瓷，從外觀品相上區分，舊氣比較足，行話說比較開門。五代及其以前的大運河瓷，大部分窯口的釉面溶融都不夠足，?；鹊?，釉面一般開有細小的芝麻片紋。在地下埋藏近千年，難免有土堿從片紋沁入，尤其在高倍放大鏡下觀察，釉面沁入的土堿十分清楚醒目。而宋代及其以后的作品，由于火候高，釉面?；潭雀?，沁蝕少，辨認難度就大了。五代時火候的分野，應是鑒識大運河瓷的一個大的規律，要捻熟于心。
五代一朝瓷業的發展，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手工業艱苦發展歷程的生動寫照，她的不屈不撓精神應載入史冊。這也是研究、編撰五代陶瓷史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