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唐大運河在金代軍事上的作用
先從《宋史》記載的南宋兩次北伐，看金代通濟渠的軍事作用。
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簽訂了宋金“紹興和議”，南北戰爭出現了20多年的穩定時期。孝宗繼位后，于隆興元年（1163年），發動了“隆興北伐”。五月初，宋將李忠、邵宏淵率軍六萬，號稱二十萬，渡淮河北伐金國，先克靈璧，再攻占虹縣（今泗縣），乘勝打下了宿州，這即是戰史上著名的，先勝后敗戰例“符離之戰”。
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鎮江都統制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郭倪，率東路宋軍不宣而戰，先派武鋒軍統制陳孝慶，渡淮河攻泗州，宋史載：泗州有東、西兩城，領軍畢再遇，先佯攻西城，而自率勇士登上東城殺敵，東城金軍棄城而逃，西城金軍即降。五月初，陳孝慶部又攻占了虹縣。消息傳來，朝廷振奮，隨即公開下令北伐，史稱“開禧北伐”。東路軍主帥郭倪，調兵會攻宿州，結果大敗而歸，隨后又是屈辱的“開禧議和”。至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達成“嘉定和議”。
南宋的以上兩次伐金，都是由盱眙渡淮，然后遡汴而上，攻泗州、靈璧、虹縣、宿州。本來南方兵習水性，攻金渡淮又需舟楫，渡淮后遡汴而上，兵法上亦是順理成章之事，由此可見，金與南宋對峙時期，通濟渠東段是通航的，否則，沒理由屢次東路北伐，都是由此水路進軍。
再從《金史》記載史料，看金代通濟渠東段在軍事上的作用?！柏懙v三年（1215年），即遷于汴，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挽運者，歲十余萬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1222年），遂于歸德府（今商丘），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陜西，陜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車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船皆容三百五十斛 ，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萬斛，且無稽滯之患?！蠌闹?。時又于靈璧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泗，以貯粟也?！弊⑹?/p>
從以上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以下幾點：一是1214年，金不抵元軍，已由北方南撤，都城遷至汴京（今開封），對南方宋軍亦需設防，因而，加強了宿、泗的軍儲。二是軍儲之糧來自陜西，陸運至歸德府（今商丘）通濟倉，中轉集散；歸德府新置“通濟倉”，應與通濟渠水運有密切關系，因為，往邳、徐、宿、泗漕糧，正分別走原通濟渠的北線與南線。否則“通濟倉”之名應叫“歸德倉”，因為通濟是一條運河名,而不是地方名。三是陸運費高民苦,宜改為載糧17.5噸的舟運，皇上同意。又在宿、泗州之間的靈璧縣潼郡鎮置新倉，委派后勤官員。四是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黃河在陽武決口，奪泗入淮、奪淮入海后，從黃河水運，可直達湖城（今宿遷），從湖城入濉水，經新開的長直溝，穿萬安湖（今天井湖）舟運可入汴水，東下泗州，西上宿州。也就是汴渠（通濟渠東段）兩端分別在江蘇宿遷、河南滎陽兩處與黃河相連，形成環行水運網絡，增加了調兵遣將、行兵布陣及軍糧調運的保險系數。（附圖六 金、南宋時期，黃、汴、淮航運圖）
三 、 南宋輸往金的“歲幣”解赴
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簽訂的“紹興和議”，南宋向金稱臣，并每年向金交納“歲貢”，銀25萬兩、絲綢25萬匹，這一條約實施了20年之久。“隆興和議”（公元1164年），在開禧北伐失敗后，重簽的條約中，南宋向金每年交納“歲幣”，銀20萬兩、絲綢20萬匹；“隆興北伐”（公元1208年）后簽定的“隆興和議”，南宋每年向金交納“歲幣”，增為銀30萬兩、絲綢30萬匹，并一次性賠償錢三百萬貫。
從南宋立國，到金被元滅的107年間，南宋向金納“歲貢”、“歲幣”長達80多年。
入宋，自太祖始，田賦（稅收）即實行了“時估折納”，即實行“實物稅”。那么南宋輸與金的“歲貢”、“歲幣”，也應是茶葉、陶瓷、農產品等實物形式，否則，還需再經貿易購物。女貞人缺的不是白銀，而是南方精美的工藝品和糧食。
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因軍事上不敵金兵，在“歲貢”的器物上被挑剔和非難是可想而知的。金廷索要南宋的“官窯”瓷器，以及其它窯口的“貢御”瓷器，而南宋朝廷用龍泉黑胎（仿官）器以及其它窯口的稍次品搪塞，我想，這也許就是隋唐大運河中出土有黒胎龍泉器，以及南宋朝廷允許龍泉窯大量仿燒“官樣”的最好解釋。否則，按律例仿燒官器是要“殺頭”的！黑胎龍泉的“仿官”器瓷片，在汴渠和龍泉窯址大量出土也無合法理由。至于“龍泉官窯說”、“哥窯產于龍泉說”，至今尚無有力的證據支持，我覺得“金廷索要官窯器充抵歲幣說”若能成立，沿用“貢瓷”的采購辦法“官搭民燒”，倒是與至今未在龍泉的大窯、金村、溪口等中心窯場發現官窯形制的遺址，是不謀而合的。也符合趙宋朝廷色厲內荏的對內對外權謀的表現。
那么這些“歲貢”、“歲幣”的大批貨物，需移交解赴。可以設想，交付地點應在兩國交通便利的關口移交。金國絕不會允許南宋的船隊，長驅直入，駛入腹地。而從宋金榷場貿易記載看，交通便利，又有驗貨（官鑒）關口、堆放碼頭、關防機構的，當首選隔淮相望的盱眙與泗州。解赴金國的途徑，通濟渠亦應是最理想的水道。這點我已在本章第一節《隋唐大運河在金代外貿與轉口貿易中的作用》中作了論述。當然，后人寫《宋史》和《金史》，都不會將這些令國人屈辱的史料，詳細記入歷史，致使現在已無從考證，只能作此推論。但我相信隨著更多歷史文獻的發掘和破譯，總會有大白天下的時候。正如隋唐大運河先由田野考古出土了金、元遺存，再從典籍鉤沉記載一樣。
四、 金代小運河------長直溝考
查《泗虹合志》記載：“長直溝，泗縣、靈璧交界處，金人曾整治過。清乾隆二十二年又再次疏浚，從長直集到渭橋，共長四十里，北通濉河，南瀉靈璧之水歸汴”。注十五《泗虹合志》成書于清光緒十四年，那時汴河的水運功能，已不值一提，僅從水利角度記載。但它仍是金代所開長直溝的雛形。同記載的還有“搜箭溝，在蟠龍山東、刑家山西，其水南北流，北歸濉河，南入于汴。匯靈璧以上之水歸洪澤湖?！贝藴希矐沁B接濉河與汴河的，較大的人工河流（見附圖六），亦有可能成為運河。
淮北地區，習慣上稱人工開鑿的河流為“溝”，赫赫有名的如“刊溝”、“鴻溝”。金代的“長直溝”，既是人工開鑿的，又用于水運。因此，是一條不折不扣的“運河”。它北歸于濉、南入于汴，并通過濉河在宿遷進入當時的“奪泗入淮”的黃河下游河道。上節談到長直溝的開鑿，溝通了黃河、濉河與汴河，形成了南汴渠、北黃河的“南汴北河”環形水運網絡，不愧是因地制宜，改造并發展了隋唐大運河的區域體系。金代的先人，僅僅用了二十公里人工開鑿的運河，就改建成了一個橫“日”字形的新體系，再次證實了古人征服自然的能力。公元1194年，黃河“奪泗入淮” 后，淮河即通黃河，又通汴河，兩河口駐有重兵把守，但兵馬糧草調遣，走淮河不安全（宋、金以淮河為界），不走淮河，就要繞道歸德府（今商丘）以西；必須改造水道。金，按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的建議，在宿遷（金代號“湖城”）調遣兵馬糧草。借濉水、開長直溝、入汴河、達泗州。形成新的黃河連接汴河的水運體系，此時的宿遷，成了隋唐大運河上“北線”連接“南線”的樞紐。（隋唐大運河在金代分為南線、北線，南線為汴水，北線為泗水。）它避開淮河，實現了南北二線的連通，達到了封鎖“兩河口”的防御目的；在金國的范圍內，建立了一個安全的、內循環運河系統。
歷史造就英雄?！澳香瓯焙印斌w系的形成，與當時形勢所迫是分不開的。我們回顧一下長直溝開鑿時（1215年）的時局：貞祐 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人的崛起，女貞人在北方喪失了大片土地，被迫第二次遷都至汴京（今開封），金與元的拉鋸戰，致使北方人民流離失所，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已無膏脂可以榨取。金移都汴京后，政治上，需加強對黃淮地區的控制。軍事上，必須依托黃河、淮河兩道天塹為南北防線；在“南黃北淮防線”間，調兵遣將，糧秣輜重周轉，只有依賴于汴渠。經濟上，經營與掠奪的重心，都要轉移到黃淮地區。在這種局勢下，金統治者，不得不精心經營汴渠，改造運河的水運體系。只是事關軍國大事，為保密起見，鮮見于一般史料記載，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視。
總之，隋唐大運河在通漕的五百年間，數被廢棄，但略加疏浚，即能復航；在北宋末，宋室南遷后，因為失去了漕運功能，而被朝廷廢棄，進入了衰敗期，但仍為宋金的外貿與轉口貿易發揮著作用。公元1214年，金被迫遷都汴京后，至金王朝覆滅的1234年的二十年間，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即汴渠），又進入了一個中興階段，由長直溝小運河，連通了“南汴北河”的水運網絡。金代的隋唐大運河，與宋代的隋唐大運河相比，可總結為：宋代主要是漕運，金代則為中國的東西交流、經濟發展，發揮著更全面的、積極的作用。
第五節 南宋與元拉鋸時期的隋唐大運河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在金代，雖因漕運功能喪失，而在歷史史料中鮮于露面，但除《宋史》、《金史》的《河渠志》記載較少外，在《食貨志》及《傳記》的事跡中，發現不少蛛絲馬跡，證明它仍在貿易、軍事活動中，發揮著很大的作用。那么金于1234年滅亡之后，大運河尚通否？
勾沉史籍，從姚漢源先生所著《京杭運河史》，元代所開濟州河，以取直京杭（南北）大運河道的考證中，姚先生提到“南宋，泗、濟流域分屬金、宋，為近邊爭奪地區，常利用水道運軍隊，很少修治記載。直到南宋末年的蒙古憲宗七年（1257年），東平守將嚴忠濟的軍隊，南戎宿州、蘄縣一帶，和宋兵對壘，為了自東平向南運糧餉，恢復古代汶水由洸入泗，自泗南航的舊道”。
從這段考證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東平（在山東泰安附近）籍的嚴忠濟部，戎守宿州蘄縣一帶，為轉兵運餉，打通了泗、汶、洸、濟運道，沿此水道可達泗水，泗水在1257年仍為黃河“奪泗入淮、奪淮入?！钡耐ǖ?。到宿遷后，可由濉水入長直溝（或搜箭溝），進通濟渠，溯水至宿州，仍走金代“南汴北河”的環行水運網絡路線（附圖四 東平至宿州運糧圖）。
由此推論，通濟渠東段在1257年前后，仍然是元軍進攻南宋時軍運的通道，應該是可以通航的，它仍然擔負著東西南北交流的重任。
第六節 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
從淮北柳孜和宿州市區的考古發掘，所揭示的地層剖面看，大運河河床內，所形成的各朝代文化層，多為黃色沙土層，土層顏色較黃，顆粒較大；文化層以上是淤積層，多為淺黃色和灰黃色沙土層。這是因為，使用中的河道，流速快，沉淀的沙多土少，反之，則土多沙少色淡。
在表土層以下，文化層以上，存在著2---3米的淺黃與灰黃色土層，說明通濟渠東段的湮廢，最終還是黃泛淤淀所致。
但是，黃河泛濫的洪水，是很難越過隋堤（大運河北堤），而進入汴河河床的。因為，通濟渠開鑿之初，便將北堤筑為御道，高與寬均超過南堤。自滎陽板渚到商丘西北，汴河與黃河比肩而下，河道幾乎平行，南面是黃河，故汴河北堤常遭黃河南泛的威脅，為保漕運，汴河北堤累年培高加寬。至宋，汴河的北堤，已高出南堤1---2米。寬是兩倍（北堤寬40米、南堤寬20米）。實際上，隋唐大運河的北堤，已經成為黃河南岸的第二道防洪堤。黃泛如能漫過北隋堤，那么，到了汴河以南，便如入無人之境了。
但是，至今隋堤（通濟渠沿線百姓習慣上稱汴渠為隋堤，因為隋代所筑）仍是黃泛平原與河間平原的分界線；隋堤北，是黃泛沙土地，隋堤南，是沙礓黑土地。自古就有黃水不過隋堤之說，這種亙古不變的土質與地貌特征，說明了黃河泛濫，未過隋堤。汴河河床上層的沙土淤積，應不是 黃泛越過汴河北堤的淤積，而是盱眙的淮口湮廢后，上自滎陽汴口而下的黃河水常年淤淀，而又不再疏浚后，逐漸湮塞的。關于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以往有兩種版本。
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為阻金兵南下，決黃河堤泛濫說。這也是流傳最廣的說法，這種說法引證了“宋金對峙，宋室南遷，漕運斷絕”，和樓鑰《北行日錄》的史料。以為，汴渠被宋王朝廢棄后，自然逐漸湮塞。持這一觀點的人，有的是想當然，有的 是人云亦云，都沒有對衰敗期的歷史，進行認真的考證，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貨志》、人物傳記；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時，他們把運河的功能，絕對局限于漕運功能。認為漕運斷絕，運河即廢，廢即湮塞。殊不知，塞而復通，本不是難事。通濟渠至宋，已成地上懸渠，決堤乃水盡，數日內即可“車馬皆由其中”；修堤堵漏，開啟滎陽的梁公堰注水，又數日即可復航。
更何況滾滾黃河東逝水，自隋開通濟渠后，便形成枯水期全部、洪水期三分的黃河水由此水路南歸東海，自古水火無情，天皇老子也不敢說壅塞即壅塞。只是在南宋與金拉鋸時期(1128----1141年前)，金兵任洪水漫溢、以水代兵的情況是有的，但那僅是權宜之計。和平環境下還必須“車行于道，水行于渠”，南宋使臣樓鑰的《北行日錄》恰恰就是宋、金拉鋸時期的見聞。而成書于元代的《金史。河渠志》所記：金代“設黃汴都巡河官一員于河陰以蒞之?！痹诖撕笥涊d了金廷管理汴河的職官設置，說明了通濟渠自宋、金拉鋸之后又塞而復通，是符合歷史發展順序的，也是可信的。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黃河于河南陽武決口，“奪泗入淮，奪淮入?！闭f。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陽武（今原陽縣）決口，奪泗入淮后，直接打通了黃河與淮河的通道，故稱該時期以后，為“河運同槽”。即瀉洪排澇，與航運同走一條水路。這種觀點，比前一種觀點有進步，承認了除“漕運”外，還有東西“航運”，仍在使用隋唐大運河。但這一觀點的致命錯誤是：忽略了“河運分槽”乃是開鑿通濟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時，屢次改造宿遷的中運河、山陽瀆，千方百計地讓“大運河”，避開黃河水時，實現全天候通航的措施。
黃河水，善淤、善決、善徙；泥沙大，洪枯比大；來則決，去則淤，是難馭的烈馬。在有汴渠可以分流，可以航運的希翼下，聰慧的先人，是絕對不會放棄“河運分槽”，而想當然地選用“河運同槽”之險途。
隋唐大運河衰敗期，雖河道澀淺，但與當時漕運終止后，僅商旅使用，運量相對較小，又可避“河險”，安全系數高，是相適應的。本文在第二部分的第九、第十章中，已對金代運河的運行情況作了考證，這里不再贅述。
以上兩種版本，我認為均失之偏頗。在上一章中，我也已列舉了金滅亡后，1257年南宋與元拉鋸時期，降元漢將嚴忠濟部尚利用“南汴北河”的水運網絡，調兵轉餉。那么，公元1194年汴河即湮塞，便與史實不符。
因此，我傾向于應有第三種版本：那就是元代“至元年間”到“泰定年間”（公元1290----1325年）的罷江淮漕運為海運，通濟渠再度被朝廷廢棄，加之連年黃河泛濫決溢；滎陽至開封、商丘段先行湮塞。泰定后，又發生了黃河大改道，導致通濟渠改走“北線”，通濟渠遂“逐段湮塞說”。
這一觀點的論據，見于通濟渠沿線州、府的地方志：
《開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樹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門、下水門，歲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萬石達京師。常至決溢，設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黃河決，始淤塞。舊府治南有汴梁故跡，即其地也。”
《歸德府志》卷十四《河防》：汴河 在府城門南五里，或曰即浪蕩渠，元，至元中淤。嘉靖中曾疏之，今復成平陸矣。（元代年號中有兩個“至元”，分別是公元1264----1294年、公元1335----1341年。）
《宿州志》（清。光緒 何慶釗等修撰）卷三《輿地志》：（汴水）南渡后漸湮。元泰定初，黃河行故汴渠，仍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埇橋亦廢。
《宿州地區志》“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黃河行故汴渠，仍在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泗州之汴口遂廢，汴水湮塞，宿州埇橋亦廢?！?/p>
《宿州市志》“泰定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汴水復于徐州與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經宿州城的汴水湮沒，埇橋由此廢。”
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間統一中國，并定都北京后，通惠河于大德八年（1303年）竣工。至此，江南漕船可直馳大都城內積水潭，實現了京杭大運河裁彎取直后的全線貫通，內陸運河漕運路線告竣，已不再需通濟渠、永濟渠，作為內陸漕運的備用線路，元統治者可以高枕無憂地廢棄通濟渠了。第二個原因是進入元朝，黃河水患更加肆虐，據《中國歷史大事年表》載：1288年至1325年的37年間，其中 11個年份有黃河下游決口和漫溢的記載，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是年河決杞縣蒲口九十六處，泛濫汴梁、歸德二郡?！薄对贰ず忧径S河》中，亦有較多記載。
鄒逸麟先生《元代河患與賈魯治河》一文分析：元泰定年間（1324—1328年），黃河水患發生變化，特點是由原來的決南岸，河南徙；改為決北岸，河北徙。查《中國歷史大事年表》，泰定元年沒有大水、淫雨、黃河決溢的記載。泰定二年“汴梁路十五縣及衛輝路汲縣先后河溢?！边@次黃泛，很可能是造成通濟渠宿州段淤塞的原因；結合《宿州志》的記載，我認為：由于黃河北徙，原“奪泗入淮”時所走的泗水（古汴渠------開封經徐州、宿遷至清口段），在元泰定之后，漸成黃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線”淤淀年久，可能出現較多淺澀河段，沒有由汴入泗達淮，的“北線”水量充沛，行船稍易。于是“北線”自然接替了“南線”，成了通濟渠的新水道，這就是《宿州市志》中所記的：元泰定初“汴水復于徐州與泗水合流，至清口入淮，原流經宿州城的汴水湮塞、埇橋由此廢。”
其實，隋唐大運河是人類順應自然規律，改造自然的一個過程，在嘗試了鴻溝、刊溝、靈渠、漕渠等人工運河以后，又經歷了秦、兩漢、魏、晉的經濟發展與積累，隋煬帝順應自然規律，依據我國地貌的自然走向，利用豐沛的黃河水源，開鑿了東西大運河，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資金投入，開辟了最短的運河路線，應是大運河的集大成者。隋唐大運河，經歷了發展期、鼎盛期，在運行了500年后，由于國家的政治中心轉移，漕運功能喪失，遂被朝廷廢棄，但由于東、西交流，商貿、旅通、軍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運河在失去朝廷財力支撐的情況下，又走過了兩百多年的衰敗期，最后，由于黃河下游的北徙，東、西交流的重擔，自然轉讓給了北線的黃河故道。
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是在自然中成長的，大運河失去了漕運功能，也就失去了政治意義，失去財政支持，它是否衰亡和淘汰，便只有在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中沉浮，并被新陳代謝。這就是隋唐大運河的前半生，是通濟渠七百多年的歷史，也是中國“大運河”史的前半部。
汴渠的東、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為人工運河的“通濟渠”便壽終正寢了。盡管由于通濟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還有局部的區域性通航，如《泗虹合志》中記載：靈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間，逢水漲時依然舟楫可通。但支離破碎的肢體，已不附“大運河”之名，又皈依到“天然河道”之中了。
閱盡《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諸卷后，我深感：若要想弄清汴渠的歷史，就必須弄清黃河的歷史。因為汴渠連接了黃河與淮河后，將我國東部的水系，作了徹底的大改組，它是一次歷時七百年的“北水南調”工程。它導致了我國北方的沙漠化和氣候惡化，將黃河與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綱，大致可以歸納為：
（1）在黃河下游，由黃河泛濫、淤淀形成的，廣袤的沖擊平原上，自從隋煬帝開掘大運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黃河下游的水量，改變了黃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構，汴渠，實際上成了黃河南入東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個洪澤湖。汴渠在隋唐初，是受黃河三分之水，至宋，漕運之量已三倍于晚唐，三十七倍于初唐，為最大限度地發揮汴渠水運功能，強化管理，由隋唐時的跑單幫發展成了“綱運”（每10-20船為一綱），首尾相銜；不僅漕糧有綱運，見于史載的還有“花石綱”、“鹽綱”等?？梢姡熬V運”帶有官運性質，在擁擠不堪的汴渠上，享有優先權。為保漕運，枯水期的全部、豐水期的大部分黃河之水，被引入汴渠航運，因此說，至宋黃河之水主流，是南歸東海的。除洪水期外，北去山東、河北的黃河下游，因水量減少，流速放緩，而淤淀加劇，河床漸漸升高，加之祖國大陸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黃河之水南入淮河、入東海，落差大，流速快，漸成主流、正流。
（2）入宋以后，黃河從穩定期開始漸入波動期，洪枯比加劇。由于唐以來的京都（洛陽、開封）均在黃河南岸，朝廷較重視南岸的堤防加固，防洪防汛的原則是“保南不保北”。入宋以后，洛陽至開封段的北岸，便頻頻決口、漫溢，為遏制黃泛，加速泄黃，減緩下游的洪水壓力，宋時在汴渠實施“木岸狹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過“激流沖沙”，減少淤淀與疏浚，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時也可改善汴渠的航運能力。
（3）宋金拉鋸戰期間，宋、金均借黃河之水，以水代兵拒敵。金人任黃水南犯，浸漫南宋領土，以致南岸堤防頻潰。南北對峙，以淮河為界后，金朝廷為了使黃河以南的大片領土恢復農耕，在黃河屢屢奪泗入淮、奪濉入淮、奪渦入淮、奪穎入淮中。再次加強了黃河南岸堤患的修固，當黃河的南潰，由東端最低處的“奪泗”，發展到黃河沖擊平原南岸西端最高處的“奪穎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現奪泗入淮，黃河決口，仍回到了開封之東,黃河轉而向北的拐點上（最低處）。此后汴渠與泗水兩河,共同擔綱黃河入淮、入東海的泄洪重任，長達一百多年。
（4）黃河自內蒙古包頭南下，到潼關折而東行，沿途群山挾持、無泛濫漫溢之虞，至洛陽以東地勢平緩，黃水淺慢、決溢較多，到開封東再折而東北趨于渤海。元泰定年間（公元1324—1328年），黃河的歷史發生了大轉折，黃河的洛陽至開封段，1325年7月陽武（今原陽縣）決口，衛輝路汲縣黃河溢；1326年又決陽武縣；1329年滑州黃河溢；1330年黃河決東明、長垣、濟陰縣； 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線潰決……由于宋、金時期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撐了一百多年的北岸，開始又一次全線崩潰，黃河下游北徙。元泰定年間的北岸全線崩潰，導致了滎陽久未清淤的汴口無法調水通航。自開通濟渠后，形成的南歸東海的黃河之水，又改回北趨渤海，周而復始的歷史，完成了一個輪回。
（5）從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間，無論出現奪泗、奪濉，還是奪渦、奪穎的入淮情況，汴渠都是黃河入淮的正流。所謂的“奪”，僅僅是汴渠泄洪不及，黃河漫溢、決口后，再另辟一條泄洪通道而已；或者是，為保汴渠運道的河堤不致潰決，節制滎陽的梁公堰，減少洪水入汴的流量。歷史上記載的“奪”，應是共流，切不能誤認為是開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黃河北趨渤海的下游、汴渠南入東海的正流依然在通。
（6）但元泰定年間，黃河南入東海之水改北趨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運功能喪失后，久被朝廷廢棄，疏浚欠帳過多，河道淺慢艱澀，經歷了近兩百年的衰敗期，河道已漸淤平，而剛剛因黃河北徙，成為黃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線）河道，則比汴渠（南線）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黃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險），成了東、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選航線。
七百年不堪重負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濟渠的“北線”。北線由淮陰入山陽瀆運河，連接東、西。泗州入淮口遂廢，南線漸被湮塞夷平，成了現今的地下古運河。
確切地說，隋唐大運河之通濟渠，滎陽至泗州段（汴河南線）是在公元1290----1325年后，元代至元------泰定年間，最終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黃河南入東海之水，北歸渤海；黃河北徙，祖國東部的水系，歸宿原始。
注一：《舊唐書》卷120 《郭子儀傳》
注二：《舊唐書》卷156《王智興傳》
注三：《資治通鑒》卷292
注四：《十國春秋》卷一《吳太祖世家》。
注五：《中國歷史大事年表》
注六：《宋史。韓通傳》
注七：《全唐詩》卷615皮日休《汴河懷古兩首》
注八：《宋史.河渠四.汴河下》卷九十四
注九：《中國古陶瓷研究》紫禁城出版社第十一輯
注十：《金史·食貨志五·榷場》 志第三十一
注十一：《宋史·食貨志》
注十二：《宋會要楫稿》食貨38
注十三：《文獻通考》卷20《市糴考一》
注十四：《金史·河渠·漕渠》志第八
注十五：《泗虹合志》編撰 江殿揚 許湘甲
第四章 通濟渠對淮北市的影響
一、若要了解通濟渠對淮北市的影響，就要先了解隋唐大運河對中國的影響、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在隋、唐、五代、宋、金、元時期的世界上，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比還處在中世紀黑暗統治下的、奴隸社會末期的羅馬帝國，以及歐、亞、非交界的阿拉伯帝國，華夏大地乃是世界上生產關系最先進、生產力最發達的地區。中世紀的黑暗統治，崇尚武力，天主教與伊斯蘭教激戰正酣，著名的四次十字軍東征就發生在這一時期。民族信仰之爭，演化為武力征服，民族矛盾激化為戰爭，血腥的殺戮籠罩了整個歐洲及西亞、北非地區。教會的極端分子，左右了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的統治首腦，導致了極端思潮泛濫，他們摒棄科學藝術，提倡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藝術和科學被貶為邪惡根源，有些類似于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思想觀念和社會風氣。在這種大的世界格局中，中華大地，不啻于是一塊極樂的凈土、藝術的殿堂。在這一時期，大量的西方藝術家徙往東方、定居中國，加入了漢文化發展的隊伍，致使漢文化、漢民族藝術、包括我國的陶瓷藝術，在這一時期繼續高度發展，繼續保持著海內外一枝獨秀的文化大國、工藝大國的地位。
隋、唐、宋、金、元時期我國的的造船業、航海業持續快速發展，運輸量、航程、安全系數，都有較大提高，中國對外貿易條件的改善，世界文化中心、藝術中心、制瓷中心地位的確立，極大地刺激了我國長達七個世紀的手工業、制瓷業的大規模發展。可以說，中華民族比之秦漢、隋唐，本已顯得衰落的封建帝國，由于世界格局的變化----奴隸社會在各國的復辟，而再次使中國獲得了經濟崛起、藝術騰飛的機遇。
通濟渠開通以來，歷經隋、唐、五代、宋、金、元，從國力上看，似乎金、元時期較弱，其實這是一種錯覺或偏見。秦漢以來，中國的大一統江山，均是由漢民族統治中原之地，經歷一千三百年的漢民族統治，中原---作為統治江山的象征，漢民族的聚居地，在金、元時期，先后被女貞人和蒙古人占領，中原腹地轉而成為被外族統治的區域。信仰和理念，由于權利的更替，（統治者的轉換），而天翻地覆。一個民族成為其他民族的附庸之后，原有的自信與自我，都發生了懷疑。傳統信仰訇然倒塌，封建官僚統治的驕奢淫逸和積貧積弱，匈奴的長期騷擾和金、元的占領，動搖了中原文人士子傳統理念中的那種沉穩、空靈的定力。似乎一切行將崩潰，日月亦黯然失色。中國的史書中，總透著一股大漢文化的氣味。對遼、金、西夏、元這幾個朝代的統治，有些不心甘情愿，似乎是被占領的殖民地似的。其實，在華夏大地這個多民族的國度里，契丹、女貞、黨項、蒙古都是我們大家庭的一員。外姓異族的融入，絕異于侵略占領，夫妻雙方又何不是外姓異族呢？今天你當家，明天我當家，共同傳宗接代，延續生命，都是龍的傳人。每個人的個性，往大了說，就如同民族的特色和文化差異。它們的存在，共鑄成了中華文明的燦爛多彩。金、元時期中國仍然是世界的文化中心、藝術中心、經濟中心；無論是羅馬帝國，還是阿拉伯帝國，誰敢覬覦中國的江山？！而恰恰是元代，中國的版圖擴展到了歐洲。
二、 漕運帶給百姓的是苦不堪言
唐中晚期后，由于安史之亂及藩鎮割據，中原地區嚴重缺糧，朝廷開始從東南富庶之地掠奪糧食，并建立漕運制度，以確保漕糧，來維持統治。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汴河（隋唐大運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至道初（公元995年），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公元1008年）至七百萬石。于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溯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泉（錢）、帛（布匹）、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注一
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汴河斛斗六百萬石----此乃太倉積蓄之實。今仰食於官稟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于軍梢之余，故國家之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恤水利同言也。注二宋時，汴河的漕運，已提至“建國之本”的高度，“國家之漕事至急至重”。
大運河綱運繁沓，舳艫相繼。漕運亦給沿運河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唐史載：太和初（公元827年），（劉）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 , 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自江以南，補署皆剸屬院監，而漕米亡耗于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奸，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后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眾，不待覆奏。注三
《宋史》亦載：（通濟渠）常年浮尸千余。暴政苛吏，以“至急至重”的漕運為由，“相挾為奸，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抵死甚眾?！边\河沿岸的百姓，不但額外負擔著沉重的役苦，而且還常擔性命之憂。
三、 通濟渠沿岸集鎮密布
隋唐大運河開鑿之前的東晉、南北朝時期，曾經是淮北地區歷史上最蕭殺、黑暗的時期。自“五胡亂中華”以來，黃淮之間幾成“無人區”，正是這一時期，戰爭導致大批的人口遷徙，使我市境內自秦以來，因經濟高度發達繁榮，而相繼成為泗水、沛、睢、臨渙等郡、（國）的治所（郡治、諸侯國的國都所在地），以及在現市域范圍內，于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同時設置、并存長達六、七百年的相縣、铚縣、梧縣、竹邑縣、扶陽侯國等行政建置，已名存實亡。面對一座座死城、空城，至隋開皇三年，隋文帝楊堅最后撤除“睢州”及州治“竹邑縣”后，古“相”繁華地，便基本淪為邊野鄉村了。
然而，隋唐大運河開通以后，黃淮之間漸由兵家爭掠的戰亂之地，恢復為“綱運繁沓，舳艫相繼”的人煙稠密之地；特別是通濟渠沿岸，南北通衢、東西交流，當舟車之會；圍繞著運輸業、旅游業的消費拉動，店鋪驛站漸次擴建，集鎮鱗次櫛比，淮北地區重新繁榮昌盛起來?；幢笔芯硟韧H40.8公里的長度，六個集鎮首尾相銜，幾乎類似于現今城市化了的“珠三角”、“長三角”現象。
除此六個集鎮之外，在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還發現在三鋪鎮東有一“第城”遺址，古遺址東西長約400米，南北寬約350米，由于燒磚取土，在一些切面處發現大量的繩紋瓦片和陶片、磚塊等，文化層厚約1.5米。共采集實物標本17件，其中云紋園瓦當1件，荷花紋圓瓦當1件，葵花紋瓦當1件，龍形紋飾半瓦當1件，平足碗底2件，高圈足綠釉碗底1件。瓦片頸部有長有短，沿口和紋飾有深有淺，另有素面布紋瓦。清光緒《宿州志·古地考》記載，“州西有第城，見唐書，亦無考”。由于遺址地理位置與州志記載相符，故疑為“第城”遺址，春秋時始建，從采集到的實物標本既有平足碗底，又有高圈足綠釉碗底看，該古遺址延續時代較長。
四鋪鎮東約1.5公里的四鋪店村，宿永公路北側，有一“蘄澤鎮”遺址，該遺址的長寬各約1000米。1984年8月，中國唐史學會來此考察隋運河，在遺址內發現一條南北向寬約50米的街道遺跡，地表下密集著殘磚斷瓦和陶瓷器碎片。
四鋪鎮南約兩公里的大郭家村，距離運河遺址正南2000米，有一“運糧城”遺址。該遺址為一臺地，面積約9600平方米。文物普查中發現一些帶有紋飾的漢磚、繩紋瓦片、宋代白瓷片、宋金磁州窯瓷片和青花瓷片，縱貫臺地的“楊柳溝”，南通古睢水，它可以發揮與本文第三章第四節“金代大運河運行的考證”中向“長直溝”一樣溝通南北的作用。此遺址應為隋唐大運河邊，一處轉運糧食、物資的文化遺存。
“四鋪”，顧名思義：距宿州40華里。按唐宋時漕運的規定，大約是一天的路程，大小官員都是要駐留的。在這條車水馬龍、穿梭繁忙的運脈上，每個點都是要津樞紐，遺留下這么多的古遺存，已可窺見其唐宋時期的規模，也可略見通濟渠對它的影響。
柳孜，古稱柳江口，唐、宋、元、明皆為商賈云集的大鎮。鎮址建于汴河南堤上。該鎮最早見于史載的是：唐咸通九年 (公元869年)，戍桂林的徐州部將龐勛，因長期戍邊得不到輪換，便擅自率隊返鄉，釀成兵變。當時，已處晚唐時期，藩鎮擁兵自重，已形成割據局面,龐勛秋風掃落葉般攻陷徐、宿、濠三州，進圍泗、壽兩州；又派部將姚周，屯兵柳孜，控扼漕運，完全切斷了京師糧路。唐懿宗帝遣康承訓部將及沙陀兵七萬鎮壓，與龐勛部將姚周決戰于柳孜。
宋時，楊存保曾與金兵戰于柳孜，亦為控扼漕運，以供京師。元至正年間，侯德源任柳孜巡檢時，數與農民起義軍交戰于此。柳孜雖為小鎮，但地當要沖，控扼漕渠,商旅要會、百貨轉承，為兵家必爭，能屢見史載。
《宿州志》載：明代柳孜鎮有“廟宇九十九座，井百眼”。明代柳江口，由于大運河湮塞而迅速沒落,但仍依稀可見唐宋重鎮之盛況。柳孜現存宋碑兩塊，其一為“天圣塔碑”，完整無缺，碑文載:該碑立于天圣十年（公元1032年）二月七日，其中助緣修塔者有“右班殿直、前柳孜鎮兵馬監押兼巡檢張處仁；左侍禁、柳孜鎮兵馬監押兼巡檢丘裔。。。。。?！北R監押兼巡檢掌管捕捉盜賊，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一般設置于州、縣或控扼要害之地。柳孜鎮設有“兵馬監押兼巡檢”，可見其地沖之要害。
淮北市境內40.8公里的通濟渠，聚集著眾多的集鎮和古城鎮遺址，只可惜入元代以后，蒙古人為圖謀西進占領歐洲，以長江為界，與南宋對峙長達40多年，從此，江淮之間重又成為“拉鋸”的邊野。淮北市境內的最后一個縣級行政區劃“臨渙縣”，也在此時被“撤并”。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大運河改線；此后六百年，失去了大運河，我市更失去了繁榮的機會。
注一：《宋史。食貨志》
注二：《宋史.河渠志三.汴河》
注三：《新唐書。食貨志》
五、通濟渠在淮北的歷史遺存及深遠影響
1999年5月至11月，配合泗（縣）永（城）公路濉溪段改造工程建設，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與淮北市博物館、濉溪縣文物管理所組成考古發掘隊，對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柳孜隋唐大運河遺址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取得了舉世矚目的三項重大考古發現：一座石建筑碼頭；大批唐代沉船；全國20多個窯口的大量精美瓷器。被評為199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第五章、柳孜遺址石砌構筑物
柳孜運河遺址考古發掘的三大成果之一是：發現石構建筑一座，該遺址位于古運河道的南岸，依南堤構建，為長方形立體建筑，石構建筑打破唐—五代地層。頂部平面已被嚴重破壞，頂部石砌層高低不平，有許多被拆掉取走石塊而留下的大凹坑，（疑為運河廢棄后的以往年代，當地百姓取石建房所致。）因此，原石砌構筑物頂層面貌不清，其余東、西、北三個立面基本完好。測得石砌構筑物東西長14.3米，南北寬9米，北立面殘高5.5米，構筑物順河道軸走向而建，方向36度。
石構建筑砌體所使用的石料質地不同，大小厚薄不一，形狀各異，由此可見石構建筑砌體所使用的石料，均為附近搜集的舊石料，不是專為此建筑而統一打制的新料石。砌體中夾雜著一定數量的漢代墓葬石構件和畫像石石料。砌體采用填心式干砌法（碎里整邊），層縫間用碎石夾粘土填平夯實，石料間采用支山錯縫等技法。北側砌體臨水的墻體比南側砌體深，兩者之間沒有界限，互相連成一個建筑整體，結構堅實而牢固。從已經發掘的西南角石砌體的斷面看，西南面采用由上而下的飛檐砌法。西面上部墻壁陡直，存高2米左右，壘砌石料11層，以上殘。下部分為三級飛檐砌法，高145 cm，由下而上分別向外飛出10、30、15 cm，三層共飛出基礎層50 cm左右，壘砌石料8層。石砌體的下面采用的是瓦礫層與黃粘土層間隔的夯筑基礎，共四層，厚75 cm左右，以下為河道淤積文化層，做夯平處理，夯土基礎大于石砌體，北部向河道內延伸。
在砌體西側壓覆的地層中，出土有唐代沉船和瓷器另有唐代“開元通寶”銅錢等；按地層關系該構筑物亦應是疊壓在唐代文化層之上。該石砌構筑物下的地層中還發現大量的廢棄木樁，同時還出土一根四方訛角形石望柱，柱腳用鐵汁澆鑄在不規則礎石的方槽內，柱頭做圓式蓮花狀，柱身一側有卯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