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淮北柳孜考古發掘,曾出土許多金代烈山窯瓷器。8#探方所出一號灰坑中的磁州彭城窯“仁和館”款四系瓶，系元代作品。繼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發掘之后，宿州市于2006年，與省考古研究所共同搶救性發掘了兩處大運河故道。筆者多次親臨現場,觀看了地層剖面，及發掘出的遺存。宿州市城區該兩處考古現場，出土的大運河瓷，有相當數量的南宋及元代龍泉青瓷，以及大量的金、元代磁州窯系、鈞窯系作品。也就是說，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元時期，隋唐大運河在“衰敗期”的運行軌跡。那么，我們怎么從典籍中進一步考證呢？ 
　 關于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東段的湮塞，以往有兩種版本。一是建炎二年（1128年），杜充為阻金兵南下，決黃河泛濫說。這也是流傳最廣的說法，這種說法引證了“宋金對峙，宋室南遷，漕運斷絕”，和樓鑰《北行日錄》的史料。以為，運河被宋王朝廢棄后，自然逐漸湮塞。持這一觀點的人，有的是想當然，有的是人云亦云，都沒有對衰敗期的歷史，進行認真的考證，只考《河渠志》，而忽略了《食貨志》、人物傳記；只考正史，而忽略了地方志。同時，他們把運河的功能，絕對局限于漕運功能。認為漕運斷絕，運河即廢，廢即湮塞。殊不知，塞而復通，本不是難事。通濟渠至宋，已成地上懸渠，決堤放水乃盡，即可“車馬皆由其中”；修堤堵漏，開啟洛陽的梁公堰注水，即可復航。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黃河于河南陽武決口，“奪泗入淮，奪淮入?！闭f。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陽武（今原陽縣）決口，奪泗入淮后，直接打通了黃河與淮河的通道，故稱該時期以后，為“河運同槽”。即泄洪排澇，與水運同走一條水路。這種觀點，比前一種觀點有進步，承認了除漕“運”外，還有東、西水“運”，仍在使用隋唐大運河。但他們忽略了“河運分槽”乃是開鑿通濟渠的初衷；也是元、明時，屢次改造山陽瀆、刊溝，千方百計地讓“大運河”避開黃河水險時所采取的措施。 
　 黃河水，善淤、善決、善徙；泥沙大，洪枯比大；來則決，去則淤，是難馭的烈馬。在有汴渠可以分流，可以航運的希冀下，聰慧的先人，是絕對不會放棄“河運分槽”，而想當然地選用“河運同槽”之險途。金元時期的隋唐大運河，雖河道澀淺，但與當時漕運終止后，僅商旅使用，運量相對較小，又可避“河險”，安全系數高，是相適應的。 
　 以上兩種版本，我認為均失之偏頗。因此，我傾向于應有第三種版本：那就是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黃河大改道，導致通濟渠改走“北線”說。這一觀點的論據，見于《宿州志》“元泰定初，通濟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廢，汴水湮塞、甬橋亦廢?！?nbsp;
　 進入元朝，黃河水患更加肆虐，據《元史紀事本末》載：1288年至1325年間，黃河較大的決口和漫溢多達八次，1325年開封漫溢，七月陽武決口?！对贰ず忧径S河》中，亦有較多記載。 
　 鄒逸麟先生《元代河患與賈魯治河》一文分析：元泰定年間（1324—1328年），黃河水患發生變化，特點是由原來的決南岸，河南徙；改為決北岸，河北徙。結合《宿州志》的記載，我認為：由于黃河北徙，“奪泗入淮”時所走的泗水（開封經徐州至清口段），在元泰定之后（1325年），已成黃河“故道”，加之汴渠“南線”淤淀年久，可能出現較多淺澀河段，沒有由汴入泗達淮的“北線”水量充沛，行船稍易。于是“北線”自然接替了“南線”，成了通濟渠的新水道，這就是《宿州志》中所記的：“元泰定初，通濟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汴口遂廢，汴水湮塞、甬橋亦廢?！?nbsp;
　 其實，隋唐大運河是人類順應自然規律，改造自然的一個過程，在嘗試了鴻溝、刊溝、靈渠、漕渠等人工運河以后，又經歷了秦、兩漢、魏、晉的經濟發展與積累，隋煬帝順應自然規律，依據我國地理的自然走向，利用豐沛的黃河水源，開鑿了東西大運河，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資金投入，開辟了最短的運河路線，應是大運河的集大成者。隋唐大運河，經歷了發展期、鼎盛期，在運行了500年后，由于國家的政治中心轉移，漕運功能喪失，遂被朝廷廢棄，但由于東、西交流，商貿、旅通、軍事等用途所需，隋唐大運河在失去朝廷財力支撐的情況下，又走過了兩百多年的衰敗期，最后，由于黃河下游的北徙，東、西交流的重擔，自然轉讓給了通濟渠北線的黃河故道。 
　 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是在自然中成長的，大運河失去了漕運功能，也就失去了政治意義，失去財政支持，它是否衰亡和淘汰，便只有在物競天擇的自然法規中沉浮，并被新陳代謝。這就是隋唐大運河的前半生，是通濟渠七百多年的歷史，也是中國“大運河”史的前半部。  
   汴渠的東、西交流功能北徙后，作為人工運河的“通濟渠”便壽終正寢了。盡管由于通濟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全段湮塞后，還有局部的區域性通航，如《泗虹合志》中記載：靈璧以下，在清康熙年間，逢水漲時依然舟楫可通。但支離破碎的肢體，已不附“大運河”之名，又皈依到“天然河道”之中了。 
　 閱盡《宋史》、《金史》、《元史》中的《河渠志》諸卷后，我深感：若要想弄清汴渠的歷史，就必須弄清黃河的歷史。因為汴渠連接了黃河與淮河后，將我國東部的水系作了徹底的大改組，它是一次歷時七百年的“北水南調”工程！它導致了我國北方的沙漠化和氣候惡化！將黃河與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綱，大致可以歸納為： 
　 （1）在黃河下游，由黃河泛濫、淤淀形成的廣袤的沖擊平原上，自從隋煬帝開掘大運河以后，汴渠分流了黃河下游的水量，改變了黃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構，汴渠，實際上成了黃河南入東海的正流，以至于淤出了一個洪澤湖。汴渠在隋唐時是受黃河三分之水，至宋，漕運之量已三倍于唐末，為保漕運，枯水期的全部、豐水期的大部分黃河之水，被引入汴渠航運，因此說，黃河之水主流，是南歸東海的。除洪水期外，北去山東、河北的黃河下游，因水量減少，流速放緩，而淤淀加劇，河床漸漸升高，加之祖國大陸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黃河之水南入淮河、入東海，落差大，流速快，漸成主流、正流。 
　 （2）入宋以后，黃河從穩定期開始漸入波動期，洪枯比加劇。由于唐以來，較重視南岸堤防加固，入宋以后，洛陽至開封段的北岸，便頻頻決口、漫溢，為遏制黃泛，加速泄黃，減緩下游的洪水壓力，宋時在汴渠實施“木岸狹河”措施，以提高流速，通過激流沖河，減少疏浚用工，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同時也可改善大運河的航運能力。 
　 （3）北宋末、金初，宋金拉鋸戰期間，金人任黃水南犯，浸漫南宋領土，南岸堤防頻潰。南北對峙，以淮河為界后，金朝在黃河屢屢奪泗入淮、奪濉入淮、奪渦入淮、奪潁入淮中，再次加強了黃河南岸堤患的修固，當黃河的南潰，由最低處的奪泗發展到黃河沖擊平原南岸的最高處，“奪穎入淮”后，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于是，1194年洪水期，再次出現奪泗入淮。黃河的決口，仍回到了開封之東,黃河轉而向北的拐點上（最低處）。此后汴渠與泗水兩河,共同擔綱黃河入淮、入東海的泄洪重任，長達一百多年。 
　 （4）黃河自內蒙古包頭南下，到潼關折而東行，沿途群山挾持、無泛濫漫溢之虞，至洛陽以東地勢平緩，黃水淺慢、決溢較多，到開封東再折而東北趨于渤海。元泰定年間（公元1324—1328年），黃河的歷史發生了大轉折，黃河的洛陽至開封段，1325年7月陽武（今原陽縣）決口，1335年封丘決口，1344年曹州白茅堤、金堤全線潰決……由于宋、金時期南岸的逐年加固，苦撐了一百多年的北岸，開始又一次全線崩潰，黃河下游北徙。元泰定年間的北岸全線崩潰，導致了滎陽久未清淤的汴口無法調水通航。自開通濟渠后，形成的南歸東海的黃河之水，又改回北趨渤海，周而復始的歷史，完成了一個輪回。 
　 （5）從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間，無論出現奪泗、奪濉，還是奪渦、奪潁的入淮情況，汴渠都是黃河入淮的正流。所謂的“奪”，僅僅是汴渠泄洪不及，黃河漫溢、決口后，再另辟一條泄洪通道而已；或者是，為保汴渠運道的河堤不致潰決，節制滎陽的梁公堰，減少洪水入汴的流量。歷史上記載的“奪”，應是共流，切不能誤認為是開辟新道后，正流便不通了。黃河北趨渤海的下游、汴渠南入東海的正流依然在通。 
　 （6）但元泰定年間，黃河南入東海之水改北趨渤海后，向南入淮的汴渠，由于淤淀已久，加之漕運功能喪失后，久被朝廷廢棄，疏浚欠賬過多，河道淺慢艱澀，經歷了近兩百年的衰敗期，河道已漸淤平，而剛剛因黃河北徙，成為黃河故道的古汴、泗（北線）河道，則比汴渠（南線）淤淀少、水量多，又不再是黃河泄洪通道了（可避河險），成了東西交往的商旅舟楫，首選航線。 
　 七百年不堪重負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汴泗取代了汴渠，遂成通濟渠的“北線”。北線由淮陰入山陽瀆運河，連接東、西。泗州入淮口遂廢，南線被湮塞夷平，成了現今的地下古運河。 
　 確切地說，隋唐大運河之通濟渠，滎陽至泗州段（汴河南線）是在公元1325年后，元泰定年間，最終湮塞的。它湮塞的根本原因，是黃河之水北歸渤海，黃河北徙，祖國東部的水系歸宿原始。 
　 通濟渠通水、通航的時間界定后，“大運河瓷”的年代特征，也就可以對號入座了；隋、唐、五代、宋、遼、金、西夏、元代的作品，可以認祖歸宗了?！按筮\河瓷”始于605年，終于1325年，大約720年，“八朝薈萃”名副其實。時間界定后，也就等于排比出重要的規律，為運河瓷的研究，截取了科學的空間。